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基于中国上市高科技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包括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创新产出,且创新产出与激励比例显著正相关。经区分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模式的要素研究发现:激励差距与模式无关,差距越大越能促进创新产出;授予范围在两种模式下作用相反,范围较大(较小)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以及只在股票期权模式下得到,有效期较长更能促进创新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业绩考核较为严格更能促进创新产出,但过于严格会抑制创新。本文结论为上市高科技公司实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要素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激励能留住高管吗?——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被称为留住核心人才的"金手拷"。本文以我国2006至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的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股权激励与高管更换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信贷决策——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考察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多,但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增加,而长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实施经营持股激励的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长期借款在两类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激励型股权激励公司,福利型股权激励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短期借款。研究证实,高管激励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银行借款,缓解"信贷歧视",但面对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与福利效应,银行会通过调整贷款期限来降低自身的信贷风险。     

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证A股的实证分析

自2006年我国正式引入股权激励机制以来,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目前,在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制造业公司数量最多,但国内针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进行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公告的股权激励草案为样本,对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性质、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等是影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偏好——基于激励对象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公布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分三个阶段研究了激励对象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6-2008年期间,激励对象并不明显影响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但在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两个阶段,激励对象显著影响了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主要表现为,当激励对象中高管所占比例越大时,公司并未选择更适合高管的股票期权,而是越倾向选择获利空间较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限制性股票,且在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中该现象越明显。以上结论表明上市公司对不同激励对象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时,一定程度上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这势必会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比较研究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重要标志。当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目标之间产生不一致的时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会带来问题。股权激励是解决公司股东与经营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激励制度。本文通过对目前主要的三种股权激励方式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方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迅速推广,但安然事件等一系列公司丑闻逐渐暴露出该制度的弊端.股权激励在当代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实施过程中也涌现出来大量的问题,部分企业的股权激励制度已被公司管理层看作是牟取利益的工具.本文从股权激励模式及相关理论出发,进一步论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目前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解决对策.     

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公司债市场的经验研究

自2016年债券市场集中爆发违约以来,限制性条款在债券契约中的作用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以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实证研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1)设置事件类限制性条款越多,信用利差越高。(2)债券发行人为国有企业或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债券发行人所处行业存在债券违约、债券发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越强或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时,事件类限制性条款与债券信用利差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加强。(3)事件类限制性条款的设置会降低公司未来价值,但能够帮助评级较低的公司提高债券发行成功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限制性条款经济后果及债券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投资者保护条款设置提供实证支持。     

股东治理会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吗？——基于多个大股东的视角

利用2007-2018年上市公司在交易所公开发行的公司债数据检验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相较于一股独大的发债公司,当存在多个大股东,公司债信用利差下降11个BP,在潜在利差均值基础上下降约5%。公司治理水平越差、面临更严峻的融资约束、所处信息环境越差,多个大股东对信用利差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研究在丰富股东治理及债券信用利差研究领域文献的同时,对发债公司、投资者及政府监管部门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与运用

<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股权激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对它很熟悉是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股权激励是协调所有者与经营者矛盾的一个有效手段,对它陌生是因为对股权激励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的条件、股权激励计划的拟定和审批等接触的较少。在企业的实际经营中,如何做好本企业的股权激励的方案,将对经营成果起着重要的影响。下面,通过对股权激励的理解,结合有关案例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上市公司财务绩效与股权激励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上市公司用于股权激励的股本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托宾Q值衡量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相关系分析、独立性T检验和回归分析,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     

上市公司财务绩效与股权激励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上市公司用于股权激励的股本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托宾Q值衡量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通过相关系分析、独立性T检验和回归分析,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     

国企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我国国有上市企业为例

股权激励是缓解现代股份制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企高管的股权激励问题尤为重要。对此,本文结合现实与政策背景,研究2005~2018年中国国有上市企业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随着我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逐渐完善,股权激励机制会推动企业综合绩效的提高;2.在目前两种常见的股权激励方式中,股票期权有利于实现企业绩效的可持续增长,而限制性股票由于具有惩罚性特征,会对企业绩效长期增长形成限制。这表明,引导和支持更多国有企业引入长效的股权激励机制,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     

投资者欢迎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预案内容的视角

投资者是否欢迎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方案的具体内容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的态度?本文基于中国A股数据,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于采用股票期权方式的激励方案比采用其他方式的股权激励方案的回应更为积极;投资者对于激励有效期5年以上(不含5年)的激励方案比激励有效期5年以下(不含5年)的激励方案回应更为积极;投资者对于行权业绩条件量化的股权激励方案比行权业绩条件不量化的股权激励方案的回应更为积极。本研究表明,投资者可以识别股权激励方案中内容设计的差别,并会对此产生不同的反应。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基于公司债信用利差的经验证据

立足于我国股份回购制度重大修订以及债券市场债券违约潮的现实背景,以公司债信用利差为研究视角,考察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有正向影响,说明股份回购在债券市场存在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股份回购是通过“风险防御”效应中的信息风险传导使得公司债信用利差增大。公司治理水平越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这种溢出效应越明显。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股份回购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正向影响在《公司法》修订后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也为监管部门制定债权人利益保护政策提供了参考。     

管理层股权激励具有经济效果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是否具有积极的经济效果.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果,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经营业绩越好.进一步通过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保持不变.强化管理层股权激励方式对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激励方式与企业生命周期的适应性匹配研究

借鉴权变思想,结合委托代理和生命周期理论,本文提出了股权激励方式与企业生命周期存在适应性匹配的设想,认为企业会根据所处发展阶段的治理重心和激励目标,差异化地选择股权激励方式.实证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股权激励方式存在异质性偏好,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股票期权,成熟期企业更倾向于采用限制性股票.异质性考察发现,适应性匹配关系在高管权力较小、市场竞争充分和股价崩盘风险较低的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实施了与其发展阶段相匹配的激励方式后,股权激励能产生显著更高的业绩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股票期权是通过风险承担效应驱动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绩效增长,限制性股票则是通过利益协同效应驱动成熟期企业的绩效增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有的放矢地选择股权激励方式及监管部门制定相关监管政策和管理规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权激励、研发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和研发投入均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进一步考察研发投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后,发现研发投入能够强化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股权激励对谁的激励更有效?——高管、核心员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股权激励契约是弥合代理冲突的工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直接影响,但鲜有文献将高管与核心员工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上的研究结果表明：(1)相比于高管股权激励,对核心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更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提高企业创新、抑制高管代理问题是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内部控制较好、股权激励深度较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激励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识别企业股权激励的主要作用对象,而且可以为企业设计更具针对性的股权激励方案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