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

在对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基于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31个(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省份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构建普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正向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下,普惠金融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体现在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落后的地区体现得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不仅对本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地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能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别构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比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以工业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门槛效应。     

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的检验

数字技术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水平和数字技术差距视角，探索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创新效率水平跨越门槛值，数字技术发展显著缩小各省份经济差距；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效应表明，在创新效率高的区域内，数字技术发挥的空间溢出效应能缩小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近和地理相邻的各省份经济差距；在创新效率低的区域内，数字技术空间溢出扩大了各省份经济差距。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

基于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运用基准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通过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产生的中介效应显著弱于直接效应,技术引进不能成为数字经济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有效路径;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     

数字经济赋能双循环发展的空间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视角

数字经济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如何赋能双循环发展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本文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在以不同维度衡量双循环的基础上，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角度，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数字经济对双循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内循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循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前者对双循环的重要性明显大于后者。与以往的理论研究结论不同，在南北地区、沿海和内陆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步调一致，不会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区域的相对重要性也保持一致。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传导机制方面，从“筑长板”层面二者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方式，对内循环和外循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从“补短板”层面二者则可通过提升减贫治理水平，对双循环产生促进作用和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方面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构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探索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特别是分析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数字经济与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链创新、协调、共享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南方地区的影响要强于北方地区。     

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数字经济为我国制造业增强价值增值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动力。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制造业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总体作用、异质性影响和间接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总体上显著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推动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三条基本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还受制造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超过一定界限后,过度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反而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分行业看,相较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智能化升级的门槛值均较低,智能化升级存在过度的倾向。为此,各地区应努力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制度保障,有序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优良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     

数字金融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是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且这一提升效应存在结构异质性、城市区位和资源禀赋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资本配置效应是其重要的作用路径;数字金融赋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符合梅特卡夫法则;本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地生态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深化数字金融改革、助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测算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再结合基准回归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呈现出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物流业能源效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当地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周边地区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物流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下游-上游-中游逐渐递减的趋势;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物流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物流业产业结构高级化渠道促进物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和物流业能源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模型对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接着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各省份创新效率加以测量，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和溢出效应做检验分析。研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对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影响显著；发展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为负，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上述结论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据此，各地区在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区域间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以实现我国整体创新效率最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

在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数字经济来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采用2013—2020年我国各地区微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内在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关系成立的边界条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能提升所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临近地区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积极的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创新效率、人力资本积累和协同集聚三个变量均在数字经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在以进口贸易占比为门槛变量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门槛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门槛后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全国。因此,应大力推动西部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集聚发展、创新效率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空间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和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注面,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对机制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直接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高技能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赋能就业技能结构存在非线性影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可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方式、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数字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以促进我国就业结构调整升级。     

深圳服务业对工业发展的溢出效应——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反映产业间溢出效应的两部门模型分析了深圳服务业对工业的溢出效应,并利用深圳1991²01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对工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显著低于工业生产部门。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溢出效应。     

高技术服务业FDI对中美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比较分析——基于中介效应分析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产业转移进入了新的阶段,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日益重要。本文引入生产制造成本和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中美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高技术服务业FDI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只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FDI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均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国应借鉴美国服务业的成功经验,发挥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碳排放强度；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地区之间应保持紧密的合作，不断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金融。     

中日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新技术的发展,服务业转移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而高技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对制造业效率影响越来越重要。本文引入生产制造成本和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中日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日本高技术服务业FDI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只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FDI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均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国应借鉴日本服务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注重技术引进和开发,促进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     

中日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中介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新技术的发展,服务业转移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内容。而高技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具有广泛的产业关联性,对制造业效率影响越来越重要。本文引入生产制造成本和创新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中日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日本高技术服务业FDI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中国只有科学研究、技术服务FDI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对制造业效率影响显著,其他变量均没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我国应借鉴日本服务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注重技术引进和开发,促进高技术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选取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K-Means聚类分析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进行测度评价,通过面板模型、分维度回归、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就业水平二者均在时间趋势上呈增长趋势,空间特征上均表现为东部高、中西部低;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信息化发展、数字交易发展、数字金融普惠发展能显著促进劳动力高质量就业,互联网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呈“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显著。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提升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经济时代,传统服务业的高成本低效率,拉低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如何克服服务业低效率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文章探讨了“鲍莫尔成本病”现象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服务业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提出数字拓展型技术可以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且当服务业生产率达到和制造业同一水平时,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增长。实证上,文章测度了2011—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展开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速经济动态循环、知识溢出效应等路径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从而成为新时代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小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自身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可有效克服结构转型过程中服务业低效率问题。以上结论在系统GMM方法和“宽带中国”外生冲击检验下依然成立。文章研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