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感知视角下促进消费升级的个人所得税研究北大核心

促进消费升级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探讨纳税人的税负感知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可为个人所得税改革提供政策参考。本文通过对1167个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所得税税负感知下降能够促进消费升级。为降低税负感知进而促进消费升级,本文提出如下个人所得税优化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的了解和认知;二是将非劳动所得纳入综合所得征税范围,提高个人所得税综合课征制的减税红利,进一步降低纳税人税负感知;三是优化专项附加扣除申报流程以实现应扣尽扣,降低纳税人客观税负与主观税负感知;四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级距、降低边际税率等,加大个人所得税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降低中等收入纳税人税负感知,以促进消费升级。     

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与家庭消费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法,构建了金融素养综合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还可以带动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家庭债务杠杆率途径,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     

指尖上的旅行：移动支付能否促进家庭旅游消费?

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Tobit模型和差分模型,研究了移动支付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出游概率、促进家庭旅游消费,且对高收入、高人力资本、城镇和老年家庭影响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移动支付通过提升居民信任水平、提高支付便利性促进家庭旅游消费。鉴于此,应深入发展智慧旅游,驱动旅游消费智慧化、数字化升级。     

金融素养、互联网金融与家庭消费——基于2019年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简单OLS估计和工具变量法，考察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并显著改善优化家庭消费结构，互联网金融在金融素养提高家庭消费总支出、优化消费结构的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和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消费结构优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鉴于此，本文建议积极推进金融知识教育，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借助金融科技等手段实现消费再升级。     

退休城镇居民消费变动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模糊断点方法,研究退休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退休对城镇居民家庭总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显著增加了食品、医疗、旅游等家庭日常消费以及健康消费,并致使与工作相关的消费、家政服务、娱乐等消费显著下降,消费结构发生调整。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退休通过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保障、房产、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引起居民家庭消费的变动。基于上述研究,建议加大退休居民收入保障力度,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与家庭消费

基于金融资产配置效率视角,本文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对于城镇家庭或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素养的提升仅对于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总之,本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优化金融资产配置、促进家庭消费扩容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住房已经成为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房奴效应”降低家庭消费。因此,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住房财富影响家庭消费的可能渠道。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显著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住房资产具有财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财富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和拥有住房数量的差别均会对住房财富产生不同影响。根据本文研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发挥既有住房财富对平滑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家庭消费增长,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进一步推进家庭消费升级。     

居民家庭“加杠杆”能促进消费吗？——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家庭杠杆对其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消费和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杠杆会显著地抑制家庭总支出的增加,强化资产对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强化财富消费效应。家庭杠杆会促进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强化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但会抑制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就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杠杆会抑制城镇居民家庭的总支出增加,但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和生存型消费的增加并强化其生存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居民家庭“加杠杆”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高消费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和家庭总资产水平。     

性别角色观念与家庭消费结构——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提升消费结构是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重要内容，但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是否会影响家庭消费结构目前尚未得到研究。本文首次将消费者需求理论扩展到时间配置选择，通过构建家庭效用模型，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初步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理论与实证分析一致表明，如果女性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则其所在家庭的享受型消费支出比例更低，且此结论在工具变量回归、安慰剂检验、稳健性分析等一系列检验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女性性别角色观念主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和“时间效应”对家庭消费结构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意味着，破除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偏见不仅有助于塑造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而且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等经济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展现出驱动消费需求增长和促进消费升级的巨大潜力。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微观视角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影响、结构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对家庭线上消费和线下消费均有促进作用,且对线上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从消费结构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居民的中高端消费的发展,有助于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家庭、东部家庭、高收入家庭和有负债的家庭消费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验证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以及风险偏好来促进家庭消费。     

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吗？——来自2011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

本文研究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刺激效应。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面板数据,文章考察比较了工薪收入和个体户经营收入个税变动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对于提升工薪阶层消费效果非常显著,个税下降100元,居民消费将上升138元;由于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和短视行为等因素的影响,个税改革对不同类型家庭消费的刺激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同时,税收下降对个体户消费行为影响较小且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税赋过高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收入比重是刺激居民消费的有效手段。     

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第三方支付的中介机制分析

金融素养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消费升级及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9年数据,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第三方支付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不仅能够刺激农户消费,还能显著优化农户消费结构,即提高农户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同时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第二,金融素养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的“部分中介效应”产生作用。对此,论文从普及农户金融教育、改善农村支付环境、差异化进行政策宣传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的影响——基于理性预期和家庭资产结构分析

从微观决策层面出发,考察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对非必要消费和整体消费结构的影响。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依托,通过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分析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收入、健康信息和经济主观态度等四个方面因素以后,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行为会促进其非必要消费,同时会对整体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而且相比于其他变量影响更为有效。由于商业健康保险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弹性要远大于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养老保险等因素,我们进一步论证,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能够完善我国整体医疗体系架构、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而且还对我国调整消费结构、拉动内需等宏观政策具有较强的经济效应。     

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消费及其结构的影响——基于理性预期和家庭资产结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从微观决策层面出发,考察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及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对非必要消费和整体消费结构的影响。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依托,通过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分析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特征、收入、健康信息和经济主观态度等四个方面因素以后,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行为会促进其非必要消费,同时会对整体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而且相比于其他变量影响更为有效。由于商业健康保险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弹性要远大于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养老保险等因素,我们进一步论证,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能够完善我国整体医疗体系架构、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而且还对我国调整消费结构、拉动内需等宏观政策具有较强的经济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既是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本文选取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通过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居民消费升级过程中居民杠杆率是否能起到门槛值的作用，以此实现在控制家庭负债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效果。结果表明，当居民杠杆率超过某一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削弱作用衰减，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个性化定制、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建议、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居民借贷信心等建议。     

最低工资提升了低收入群体消费吗？——基于中国城镇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比较分析

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我国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激发我国城镇低收入家庭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最低工资的消费带动作用进行准确检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运用1992—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低工资线家庭为研究对象，分别检验了最低工资认定及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线家庭本身具有抑制自身消费的倾向，其消费水平也显著低于相近条件下的其他家庭，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本文进一步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为政策冲击，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发现了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结果：与收入情况相近的家庭相比，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提升；而与包括中高收入家庭在内的全部样本相比，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一结果与最低工资的消费抑制倾向形成了有效呼应，同时为我国消费升级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影响效果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CFPS数据，分析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并以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以家庭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以推动家庭旅游消费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兼论收入差距的门槛及中介效应

论文运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研数据（CHFS）和北京大学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消费差距,并且存在非线性关系,收入差距在其中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型、享受型、发展型消费差距存在着不同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型消费差距的抑制作用最强,其次是发展型消费差距,最后是享受型消费差距。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降低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是我国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邢台市家庭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

本论文主要针对邢台市家庭的收入状况、消费支出、消费结构、消费动向以及居民对邢台市目前几大商场的评价、消费习惯等内容,按等距抽样方式抽取了800家做市场调查,由此分析得出邢台市家庭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     

就业质量促进家庭消费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依据2010—2020年共6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层面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考量就业质量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业质量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升级;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就业质量提升对城镇和东部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年龄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