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模式及监管难点与创新监管对策

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平台经济可利用信息对接加速要素流动,通过对社会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的重塑,加速经济转型发展.但平台经济具有内在垄断属性,会带来潜在风险,平台监管势在必行.平台经济横跨传统产业,模糊了传统产业监管界限,且平台模式具有非线性盈利特征,内在扩张性导致平台模式必将形成垄断造成社会总福利损失,因此平台监管需要创新监管.文章基于平台经济模式特征,及传统上下级科层式监管弊端,提出了线上线下协同监管体系,并分别从宏观体系建设与微观平台自治角度提出监管措施,即创新监管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平台自治与自律.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4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数字平台垄断现象及其治理策略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数字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产物，凭借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汇聚海量用户和数据，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应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从多维度把握鼓励平台健康发展与防止平台垄断之间的平衡点，以大国科技博弈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视角，权衡加强创新产出和反垄断规制间的关系，秉持“促创新、强监管、守底线”原则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的动态调节标准，创新反垄断调节方法，建立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动态调节机制。     

资源环境审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资源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功能。基于此,运用熵权法及双重差分模型,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究资源环境审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源环境审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环境,通过加强对领导干部履责情况的监督即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公司治理的社会责任实施机制：以中国联通为例

履行社会责任是促进企业和谐发展的基石。作为国内重要的通信运营企业，中国联通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责任融入核心业务，聚焦提升客户感知共同践行社会责任”为指导，把“诚信、绿色、平安、活力、责任”的履责要求融入公司运营的全过程，将自身发展与更广泛社会责任相结合，     

生态化治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新范式

现如今,互联网发展得如火如荼,平台型企业也应运而生,在“互联网+”模式下催生了以平台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而平台化社会责任治理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责任治理范式。然而这种新经济形态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须进行有效治理。重点分析平台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出现的异化行为及具体表现,并提出契合于平台生态圈情景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以期规范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实践。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以金融数据治理为例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及内在要求。金融数据治理作为实现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与内容，是数字化时代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提出管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空间”概念，探索数据治理的一般性治理框架和原则，构建小微联合贷款风控系统作为实例进行分析，提出重构和完善金融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原则与措施。数据空间视角下，数据治理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完整内容和结构，即技术应用层的数据空间物理形态与结构治理、网络结构层数据流动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安全开放平衡以及空间组织层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利益冲突协调。技术应用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是微观组织(企业)内部数据治理，网络结构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涉及行业与市场中的数据共治，空间组织层的治理内容和目标关乎政府及社会层面上的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数据空间为数据内部治理、行业共治和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可为金融数据治理和监管与体系设计、理念创新和手段工具的综合运用提供参考。     

平台企业数据优势与消费者隐私保护——数据赋权下的消费者、平台企业、政府三方博弈视角

作为平台企业的重要资产亦即用户的隐私,个人信息在大数据领域的广泛应用容易导致数据滥用,企业与个人在信息掌控上的不对等关系导致以数据赋权机制为主的个人信息相关法律面临挑战。为探索赋权保护模式下的多方利益格局,本文从“大数据杀熟”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平台企业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建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的三方演化稳定策略,通过数值分析方法研究数据赋权政策下关键参数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数据技术水平的提升依然可以促使平台企业在博弈中选择“杀熟”行为;数据安全与信息保护会使赋权模式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但对平台企业的定价策略缺乏影响力;在政策监管实践中,监管概率可以高效辅助提高监测水平,以抑制平台企业的差别定价行为。因此,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建设、灵活设置监管策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是赋权政策下解决数据垄断及相关价格歧视行为的有效途径。     

论中小企业非洲社会责任管理

随着中国投资非洲的快速增长,中小企业已成投资非洲的数量主体。但一些中小企业缺乏国家战略意识,社会责任记录较差,如不及时管理,势必影响到国家形象和国家非洲战略。鉴于非洲的特殊国情和中小企业实际状况,应在恰当定位中小企业当地责任内容和范围的基础上,探索符合非洲特点的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体系。同时,提升中小企业有效履责的能力,帮助企业认识非洲社会责任的特殊内涵,营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和谐环境。     

加强保险行业组织自律管理 完善保险行业协会自身建设

中国初步形成的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即"三支柱"监管框架)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面实施对保险业的监管,而处于中观层面的对市场行为的监管,不能不重视保险行业组织自律管理功能的发挥。在中国保险业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为适应保险市场发展新形势,保证监管机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完善保险行业协会自身建设,加强保险行业组织自律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我国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优化路径

政府在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监管面临政府缺位、服务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综合监管是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鉴于此,在梳理我国养老服务监管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探讨完善我国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路径,即宏观层面构建国家主导、地方领责和行业遵行的多支柱监管体系;放管方面筑牢事中和事后的长效监管机制;服务优化方面创新“互联网+监管”模式,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监督。     

QDII监管研究

本文从监管理念与监管效果出发,阐述了QDII监管所涉及的核心理论问题,从宏观的利益目标到微观的方法进行了监管创新尝试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QDII二元监管运动模型和新监管标准,将动态量化的监管模型纳入决策体系,从理论上催生金融宏观实证分析管理格局。依据QDII二元运动监管模型,在宏观更宽泛的层面提出创新监管体系的理论综合思考:创新与风险协调,监管与发展和谐,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举,国家利益与大众利益均衡。     

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美国进展与中国借鉴

新一轮数字技术产生了全新的数字经济形态和数字社会，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议题，既有研究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理论框架、监管模式和主要议题缺乏深度解构。本文立足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最新政策布局与监管实践，解析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主要主体、监管模式和重点议题，搭建面向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的“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机制”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美国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主体涵盖“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多元主体，监管模式型侧重以国会为主导的美国政府立法与标准引领型监管、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多元参与型监管，以及企业以数字科技伦理嵌入公司治理的嵌入型自治模式的三重主导模式，监管重点议题涵盖道德式人工智能与透明、公平和可解释的算法以及数据隐私与数据伦理等核心议题。中国加快构建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体系，需要强化数字科技伦理监管立法，在分层分类思路开展数字科技伦理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数字科技伦理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自主性原则，调动数字企业在数字科技伦理监管与治理方面的治理标准、行业规范、企业倡议、治理指南和...     

供应链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路径

供应链创新不仅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助推器”,也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革性力量。本文立足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理念,在对以智能化、网络化重塑为核心的供应链创新内涵界定及发展历程梳理基础上,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四个维度阐释了供应链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针对供应链创新支持政策“浮于表面”、供应链管理协会责任缺失、市场分割催生“堰塞湖”效应、平台不正当行为、供应链创新全球一体化进程受阻等政策局限与现实阻碍,从完善供应链创新政策体系、发挥供应链协会协同作用、消除要素和产品市场分割、强化供应链平台治理机制、打通全球供应链阻点卡点五个方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供应链创新的现实路径。     

积极开展财经岗位人员履责审计工作

财经岗位人员履责审计,是伴随着审计工作的改革创新和经济监督的迫切需要而提出的一项新的审计监督制度.探索研究财经岗位人员履责审计,对于加强经费物资使用管理、健全经济监督体系、促进各级干部勤政廉政、推动审计工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外汇业务监管体系研究 --"双线三元"监管体系的问题与对策选择

当前我国外汇业务的管理，实际上奉行的是银监局对外汇银行进行机构性管理，外管局对外汇银行进行外汇业务合规性管理，监管当局依托外汇银行对居民外汇业务进行监管的“双线三元”监管体系。这里，“双线”指的是外汇银行对居民进行“一线监管”和监管当局（银监局和外管局）对外汇银行进行“二线监管”；“三元”指的是出现银监局、外管局和外汇银行三个监管主体。而这“双线三元”监管体系必然带来两个问题。问题一，银监局和外管局对外汇银行的双重监管过程中，可能出现因权力的划分不清而导致监管的真空，因权力的交叠而导致监管效率的丧失和监管成本的上升；问题二，外汇指定银行对居民外汇业务的监管，可能带来外汇银行作为企业与作为监管者双重角色的冲突。在相应的对策选择上，针对问题一，作者提出应结合体制上外汇业务监管理念变革的趋势，将银监局和外管局对外汇银行的机构型监管向外汇业务的功能型监管转变；针对问题二，作者提出应在加入WTO后资本项目将逐步开放的大背景下，将外汇银行开展新外汇业务的成本、收益纳入其目标函数中，从切身利益上规范其行为，确实提高我国外汇业务监管的效率与水平。     

区域性市场规范发展:背景、定位与监管

区域性市场作为支撑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要平台,其发展历程已经证实了自身在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该文首先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的趋势及要求指出了区域性市场发展面临的历史机遇;之后分析了它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城镇化融资、公共资源和要素市场整合方面的前景与功能;再后在总结区域性市场运行与监管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三方面市场发展举措;最后提出了建立分工协作的区域性市场监管体系,并在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两个层面提出较为系统的政策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探究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上的不统一和语义上的歧义,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障碍。本文首先概括性地回顾了国际和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研究的发展历程,然后从履责内容、方式和动力3个维度对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争议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成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所需满足的4条标准,并据此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和解析。     

“双碳”目标下乡村生态合作治理的机制与逻辑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而推进秸秆生态化处理是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农民生态责任意识淡薄，甚至成为农业“排碳者”。多元主体合作是“双碳”治理的最优选择。以往研究多关注乡村生态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对策优化，基于“双碳”视角可以发现“秸秆悖论”的治理密码。碳责任是一套结构复杂的责任体系，是生产者和治理者的共同责任。碳责任归因、多元主体协商、责任份额调适、多维责任交互是达成合作的内在机制。在责任范围交互、责任量度匹配、激励性三个维度作用下，以责任内容为驱动力，可以生成层级“共责立方体”的模型。基于责任视角下的合作治理逻辑为基层政府组织农民有效参与低碳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