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测算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进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中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竞争效应更大;(2)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非加工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地大于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上;(3)制造业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改善,而市场份额重置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的估计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重置效率的净影响也较为微弱.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评价中国入世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判别视角.     

金融市场化促进了企业部门结构性去杠杆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文章利用2008-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市场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并通过面板门槛回归重点分析了金融市场化在企业部门结构性去杠杆中的作用。以企业的盈利能力作为门槛,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市场化通过调节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杠杆率存在非线性影响,一方面金融市场化会降低盈利能力弱企业的杠杆率;另一方面会提高盈利能力强企业的杠杆率,在一降一增的过程中实现企业部门结构性去杠杆的目标。但是,这个过程会受到预算软约束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2)金融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作用不明显,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显著。(3)金融市场化对东部地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作用明显,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有限。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去杠杆"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企业部门内部杠杆的结构性,减少非市场化因素导致的跨企业资源错配,加快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的进程。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论中国审计资源配置方式的特殊性及其优化

审计资源配置的目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效益性为核心。审计资源配置的方式应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制定审计资源配置的具体优化措施。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外需冲击、需求转化与企业资产再配置——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转化机制和资产再配置机制,是检验新时期中国制造业是否具备适应国内外市场冲击的韧性和市场有效性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2004—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需求转化方程与资产配置方程,对国外需求冲击下的需求转化及资产再配置过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国外需求萎缩冲击下国外需求向国内需求的转化能力是有限的,而内需拉动并未能有效促进企业进行资产再配置。同时,国外需求的扩张冲击与萎缩冲击对资产再配置的作用机制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研究成果表明,外需萎缩虽然有激发内需市场潜力的作用,但化解能力有限,应兼顾国内外市场,以内循环重塑外循环;依靠市场力量未能完全有效地促进资产再配置,因此应将产业政策作为市场失灵的重要补充。     

市场分割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来自企业并购的证据

中国市场分割是否存在,进而是否损害资源配置效率?文章从企业并购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购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改善企业公司治理、提高企业价值的功能,但是并购也意味着被并购企业控制权的转移,这会对被并购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可能引致地方政府的干预.研究发现,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企业进行异地并购困难重重,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异地并购的障碍得到有效的缓解,这说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市场分割状况得到改善.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在搜集全国各市所有区县1999-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企业微观数据与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合并,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均值层面上,最低工资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这说明现阶段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是适宜的,对企业成本加成具有正面影响。进一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最低工资可能通过影响企业资本劳动比等途径促进企业成本加成提升。虽然本文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会抑制企业成本加成提高,但仍然需要关注最低工资对企业产生的其他影响,统筹处理好维护劳动者权益与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使最低工资标准更好地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武汉科技资源配置的问题分析与优化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科技在推进武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然而众多的科技成果没有最大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因此,应在了解武汉市科技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武汉市科技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问题,提高科技资源的强度和效用,为构建 “两型社会”,促进武汉 1+8 城市圈的经济腾飞服务。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我国企业数字化——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目前企业数字化进展缓慢,政府采购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否能推动企业数字化?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与企业数字化的因果关系及相关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数字化,其对企业销售端数字化影响最大,对产品(服务)端影响次之,对经营端影响最小。机制检验发现：政府采购通过需求牵引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推动企业数字化进程。其中,政府采购主要通过创新激励影响企业数字化,需求牵引次之,资源获取最弱。     

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采用2005-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基于企业产品质量异质性视角,研究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占比呈稳健负相关关系,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追加研发投入更易生产出高质量产品,以满足高收入国家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需求,因而更倾向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出口目的地人均收入与企业的生产率、研发密度、产品质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由于人均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对高质量产品的较强偏好,向人均收入较高的目的地出口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提升产品质量。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应集中向高收入水平的目的地市场出口。     

技术董事、技术资源配置与企业成长: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选取2012-2017年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索技术董事对企业成长的驱动效应及技术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以解读技术董事、技术资源与企业成长的多重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董事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驱动效应;技术董事对技术资源规模具有一定的放大效应,且能够改善技术资源配置质量;进一步讲,技术资源配置规模与质量是技术董事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立足于创新发展现实情境,以上结论可为处于创新十字路口的中国企业董事治理及技术培育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论网络投资企业与传统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

本文从企业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针对风险投资企业与传统企业在资源配置目的、主体等几个方面的差异，分析风险投资企业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独特性，对风险投资高收益本质进行了一定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