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给定要素市场价格,机器人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成本节约优势,会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本,提高创新边际收益,激励企业创新,并形成高技能劳动者和其他资本品与机器人之间的“人机协同”“资机协同”效应。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验证了工业机器人的创新激励价值,并从人机协同、资机协同、生产率异质性等角度为理论推论提供支持证据。     

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工业机器人在企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能否重塑企业生存优势值得探讨。基于IFR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生存的效应与机制。结果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重塑企业生存优势,机器人渗透度每增加1%,企业生存概率会上升35.60%;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非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效果更显著,政府补贴并未增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生存促进效应在不同工业部门及制造业细分行业存在明显不同,该促进效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东部区域、高科技创新区域企业生存的促进效应更强;从作用机制来看,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生产效率提升和产出规模扩大均是工业机器人应用重塑企业生存优势的重要渠道。在数字经济时代,上述发现为下一阶段工业机器人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提供了有益参考。     

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模拟机器人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及社会福利动态影响的均衡模型,分析发现:短期内,机器人技术进步对低技能劳动者的薪酬和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和科学家群体的薪酬与就业产生正面影响,对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长期来看,机器人技术进步对所有劳动者的收益与福利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机器人技术进步会促进劳动者就业结构的转移,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转移,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为了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需要政府进行适时干预,将技术进步的资本收益在不同劳动者群体中再分配以稳定就业与经济增长.为实现智能制造与就业稳定,政府应该稳步推进“机器换人”计划,不可一蹴而就.     

工业机器人与劳动力的空间配置

本文使用2005—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工业机器人在中国各行业运行量的数据,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显著减少了地区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率,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来自低技能劳动者。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与其应用规模和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有关;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看,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和户籍制度松绑的双重作用主要影响高技能外来劳动力的迁入。最后,在区域劳动力市场内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对地区总就业率没有显著影响。     

工业机器人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变动——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科技被认为是智能制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其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机器人科技等新技术的出现势必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冲击。本文利用IFR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行业层面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净增长的负向影响会通过“降低企业就业创造,提高企业就业破坏”来产生作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就业变动影响的作用途径存在异质性,相对而言,对于生产人员占比高以及高中学历占比低的企业,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的冲击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影响企业的员工结构和绩效水平,进而影响企业就业总体变动以及结构变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上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对下游行业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本文研究能够提供关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中国版本解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中国碳排放——工业机器人应用观察视角

在世界范围内气候危机和逆全球化思潮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统筹实现“双碳”目标、经济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WITS进口国关税数据和IFR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进行合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关税壁垒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研究了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关税壁垒在减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关税壁垒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影响制造业碳排放,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促进减排技术进步两个维度驱动制造业在面对关税壁垒时降低碳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高能耗行业和机器人渗透率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结论从行业层面拓展了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先立后破”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自动化是否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来自制造业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着收入分配。本文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视角,借助2012—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和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识别出自动化程度对非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检验了可能的影响机制：以机器人渗透度衡量的自动化程度每提高1%,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平均扩大0.17%。自动化程度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和改善经营绩效两个方面提升可供管理层分享的租金,进而提升高管薪酬,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管持股份额越高、普通员工议价能力越强或所在行业资本密集度越低的企业,自动化程度增加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提升幅度越小。     

工业机器人应用、要素流动与中国出口

如何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摆脱出口贸易低增长或负增长的困境是当前中国外贸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06—2016年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无明显变化;机器人通过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促进资本跨区域转移间接作用于城市出口增长;机器人应用推动了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出口增长,并通过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来实现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但在出口市场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激发;考虑到城市间生产要素的关联性,机器人应用在促进本地城市出口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的出口扩张,存在虹吸效应,但总体上机器人应用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增长。研究结论意味着,机器人红利能够替代人口红利,为中国出口贸易创造新的增长点,但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更加注重区域外贸协调发展,谨防机器人应用进一步拉大外贸区域发展差距。     

工业机器人与创业——基于马克思劳动变换规律的检验

劳动变换规律是马克思劳动发展理论的“硬核”,在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的当下,劳动变换规律的现实意义值得关注。鉴于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蒂蒙斯创业理论搭建了逻辑框架,使用微观数据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工业机器人能促进创业,该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进行敏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可以通过“抛出工人-增加创业者、提高生产力-增加创业资源、产生新劳动-增加创业机会”的机制促进创业。最后,拓展分析显示,区分行业来看,工业机器人对服务业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区分城市来看,在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教育支出较高的城市,工业机器人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区分创业类型来看,工业机器人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结论说明,在推进工业智能化的同时,应做大创业这一就业“蓄水池”,帮助劳动者适应劳动变换规律。     

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角

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加速构建,培育一个具有良好竞争环境的“内循环”消费市场是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复苏的有效途径。基于200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结合地区投入产出表匹配数据,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深入探究由区域市场势力引致的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加剧价格波动、降低产品质量、缩减供给规模、减少劳动收入四条途径抑制居民消费潜力;(2)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显著弱化了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抑制作用,其中,产业互联网相对于其他维度的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更强的调节效应;(3)考虑产品类别、行业及地区异质性发现,对于基础型和普通品质产品、资本密集和低竞争度行业、城镇和西部地区,数字化转型更能显著缓解产品市场扭曲对居民消费潜力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优化市场供给环境,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消费潜力有效释放提供了产业层面的证据和决策依据。     

区位导向型政策与创新驱动的制造强国战略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是发展中国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之一，而促进制造业创新则是实现制造强国的重要手段。本文整合了2005—2016年“地级市—行业”面板数据，以工业机器人产业园设立为拟自然实验，探究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创新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关键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产业园的建立带动了制造业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的提升，自动化程度较高和技术复杂度较高的行业享受了较多政策红利。机制探讨表明，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发挥创新驱动效应的关键在于园区扮演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的角色，激发了园区内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有助于科研成果与实体产业的有机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优厚的金融服务和人才引进政策有利于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发挥。本文的发现总结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助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中国经验，为中国通过实施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落实制造强国战略提供了学理依据和完善方向。     

智能化改造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进口工业机器人微观数据的研究

企业绿色转型对于中国“双碳”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企业智能化改造成为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则是企业智能化改造的常用手段。本文利用2000-2013年进口工业机器人企业层面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产业链传导效应模型,对智能化改造的减排影响及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发现,进口工业机器人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污染物排放,但这种效应主要通过生产线中的工业机器人实现,特别是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其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扩大产出规模,减少能源消耗,改进全要素生产率;进口工业机器人还通过产业链传导效应促进上下游企业污染物减排;同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及技术水平越领先的行业,越能发挥工业机器人污染物减排的作用。本文以工业机器人进口额存量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区分了不同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同时将影响效应延伸到产业链传导上,丰富和拓展了现有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研究,为机器人等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人工智能与企业内工资差距：任务偏向还是技能偏向

鉴于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运用主要通过工业机器人实现,且会导致企业内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发生变动,本文采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工资差距的偏向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显著扩大了企业内任务工资差距和技能工资差距,但任务偏向较之技能偏向更为明显;这一现象在发展速度较慢和劳动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中尤为突出;机器人应用的生产率效应是导致企业内任务工资差距扩大的主因,虽然劳动要素错配以损失部分生产率效应为代价,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内任务工资差距的扩大。本文认为加大对不同类型劳动者再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是实现企业内“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土地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策略在促进各地区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势必会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深刻影响。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城市土地交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进而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低估,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扭曲问题。这种反向扭曲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弱化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一般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递增。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机器人使用对制造业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分析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机器人使用规模急速扩张。现有文献多数从宏观角度出发,讨论了机器人使用对于劳动力的影响、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等,而对于微观层面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企业价值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则缺乏细致研究。文章通过对中国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机器人使用对于制造业企业价值的正向提升作用,并检验了四种影响机制：企业劳动力成本、企业劳动力结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管理费用。同时,对于不同性质和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文章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制造业数字化、数字贸易壁垒与出口企业影响力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路径。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制造业数字化总体上提高了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但其提升机制随企业的出口产品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同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能显著降低其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从而获得价格优势；对于异质化产品出口导向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和产品定价，从而扩大质量优势。数字化推动企业调整其产品布局，生产更多异质化产品。(2)数字化与数字贸易壁垒之间的交互作用是限制制造业出口企业市场势力提升的结构性因素，行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数字贸易壁垒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抑制效应就越强，且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冰山成本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从市场结构看，制造业数字化提高了存续出口企业的市场势力，扩大了高盈利能力企业的市场份额，促进了低竞争力企业的有效退出，推动制造业市场整合和集中，但并没有改善出口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本文对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破解出口企业的“低加成率”难题具有启发意义。     

数字低碳之路：工业机器人与城市工业碳排放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视角讨论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而文章主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对城市工业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文章构建包含工业机器人和能源投入的理论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能够赋能城市工业碳减排。其次,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有效降低城市工业碳排放,推动城市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且具有长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能够抑制非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东部以及南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但对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低城市、中西部以及北方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工业机器人发挥城市工业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和人机匹配度是重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发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科技投入的提升,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呈边际效应递增态势,这意味着完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是促进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的实现路径。文章的研究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低碳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本土工业机器人技术进步的影响

无论是美国的制造业复兴计划,还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工业机器人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未来机器人+互联网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将极大地改变制造业。中国虽然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的第一大市场,然而,本土工业机器人产业却存在关键零部件制造能力差、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占有率低等问题,究其原因,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本土企业还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实证研究表明,本土企业通过零部件出口、为FDI企业配套生产零部件以及进口关键零部件等方式,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会产生“嵌入中学习”效应和“干中学”效应,进而对本土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