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丰富内涵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三大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协调发展综合指数表现突出，数字经济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也取得了相对较快的增长；且数字经济综合指数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趋势大体上保持一致，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呈现出平稳的发展趋势。(2)2011-2020年，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发展趋势，且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性。(3)从动态空间面板回归结果来看，当期耦合协调水平、相邻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相邻省份上一期耦合协调水平都会影响下一时期的耦合协调水平，即存在着“叠加效应”和“学习和模仿效应”。(4)从空间效应的分解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供给水平和创新水平等均是影响综合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以湖南省为例

在讨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系统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湖南省为例分析2008-2017年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及其耦合关系的时序变化过程。结果发现：湖南省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两者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已由过渡阶段转变到了协调阶段。两者呈现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与普惠金融相对滞后交替变化的情况,现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化相对滞后。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的重点应当是农业产业化,需要加快基于农业产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强化金融素质教育,并建立相应的协调管理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时空耦合协调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解决广东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利用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1~2020年广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力状况及二者时空耦合协调特征。结果表明:(1)广东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项分指数持续增强,但地区之间差距明显。(2)区域协调发展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平均水平不高,珠三角地区的子系统间已形成稳定互促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且深广珠发展速度较快,空间上呈两端到中心逐步提升的阶梯分布。据此,从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区域发展结构、加强区域合作缩小空间差异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供给驱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求拉动数字普惠金融进步,两者协调发展。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等模型测度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共同富裕水平及二者协调发展状况发现：一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高速发展,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均衡;二是共同富裕发展较缓,整体水平一般,地区收敛性、空间集聚性特征明显;三是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能力逐步增强,呈现突出的东南沿海集聚发展特性。为促进二者整体协调发展,需利用信息技术扩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风险防控能力;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挥沿海强省的示范作用;利用二者协调发展能力的空间聚集特征,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相互促进效能。     

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测度、结果分析与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已基本形成政府和业界“双轮强驱动的中国发展模式”，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仍然较低，区域间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本文利用网商银行的业务数据和县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1年全国1 766个县（县级市、旗）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五年间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回归常态化增长。不同区域和各省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但差距有所缩小。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未来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并增强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县域人口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加强金融教育和金融健康建设。     

我国银行业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实证分析

银行业作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未来能否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并得益于城镇化,对银行业自身及国家经济发展均至关重要。论文首先对以往研究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随后分析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得出当前二者协调度较为欠缺的结论,进而对二者协调度欠缺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最后得出了实现二者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动能：指数构成、测度结果与对策思考

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已经成为科技银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公司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共同战略选择和关键发力点,但我国农村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总体上仍然较低,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论文利用网商银行在全国1884个县（县级市、旗）的业务数据及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出发,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0年这些县域的各级指标得分,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能。研究表明,2017-2020年中国各地区和各省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提升较快,但各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提升明显,服务质量提升相对不足;数字贷款和数字授信发展最为迅速,数字支付次之,数字理财2020年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数字保险的发展一直相对迟缓。从发展动能来看,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提升县级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     

我国银行业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2002年以来研究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发展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得出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发展进行耦合协调研究的必要性;随后在运用Granger模型对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衡量与评价基础上,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得出当前二者协调度较为欠缺的结论;进而对二者协调度欠缺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最后提出了实现二者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Kernel核密度估计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征信体系数据集中优势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新机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作用关系,对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实现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选取2011-2020年度31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了农村产业融合指数及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解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分布特征。研究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增速明显,但省级差异较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协调度逐步好转,但总体耦合协调度较低,省际差异较大,发展不够均衡;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的差异与超变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差异对其影响在减弱,超变密度对其差异的影响在增强;我国31省市区域间两者耦合协调度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有缩小趋势,两极分化态势显著;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和空间相关特征,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分别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农村产业融合策略、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耦合联动机制以及区域发展协同作用等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县域经济的长期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助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14—2019年全国县域为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增长，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三个方面促进经济水平发展，且对农业经济水平影响更明显。研究进一步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不仅有利于县域经济水平发展，也同时促进所在地级市的经济发展，这为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同关系及动态演进

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研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大多数省份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或中度协调,两个系统的协调状态主要表现为普惠金融相对滞后;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地区相对差异和地区绝对差异都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推进而逐渐缩小.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通过解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依据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个方面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空间上的差异，空间溢出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和西部；一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与本省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邻近省的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发挥数字金融作用、加强省份间的交流与合作是进一步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所在。     

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与零工经济

当前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关于零工经济形成机制及其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结合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与零工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经济发展水平是零工经济产生的基础,较高的人均GDP有利于零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支持和数字技术为零工经济提供支撑,是零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最后,为促进零工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应在充分发挥经济集聚效应的同时,制定落实相关产业政策,注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合作,减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与重要标志,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效应和传导机制,基于2016-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上升,并形成了以成都市、重庆中心城区以及万州区为中心的三个空间聚集区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但会对周边地区产生虹吸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影响机制与经验事实——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在科学内涵和工作侧重上均十分契合。文章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现共同富裕。间接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欠发达地区,在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制定精准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积极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能否助推经济发展？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和空间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探讨其对经济的助推作用。结果表明：绿色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耦合协调机制;无论在经济空间还是地理空间中,某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可以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在东、中、西部区域中,耦合协调度的经济效应具备空间外溢性和地区异质性。基于此,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整体提升耦合协调度、在不同区域内立足区域实际进行精准施策的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耦合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

本文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个省市的发展现状,构建产业结构和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丝路沿线9个省市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应用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产业结构和金融集聚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省份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各省产业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小,金融集聚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耦合协调总体为一种低水平耦合,呈现出一种"北低南高,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从时序来看,各省产业结构与金融集聚的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发展逐渐提高。据此,本文提出了各省差异化发展,区域内部加强合作,构建综合交通与信息网络等建议。     

对石家庄市鹿泉区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2015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普惠金融确定为国家战略。2020年是五年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近期,中国人民银行鹿泉支行就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基层人民银行加强金融协调,争取地方政府支持不断完善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畅通政策传导机制,整合金融资源引导金融系统持续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普惠金融政策难以落实、县域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能力低、金融机构支持普惠金融的热情有待提高、普惠金融扶持政策没有形成合力等,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空间效应以及区域异质性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全国层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维度差异,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使用深度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呈现“低—低”“高—高”集聚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相关部门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因地制宜,实施符合本地区发展特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战略,以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