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以后引发了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理论阐释。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特征来看，数据生产要素化产生于非物质性的数字劳动过程中而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并在重构生产力和重构生产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超越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基本属性。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来看，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在生产环节中创造价值、在交换与分配环节中实现价值、在消费环节中倍增价值。从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资本化来看，数据要素在资本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在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表现出了数据资本二重性的新表现。数据资本的二重属性决定了数据要素资本化行为的两面性，数据要素资本化既带来了积极作用，又带来了消极作用。为更好地凸显其有利的一面，首先要厘清作为新的生产数据要素的权属，将其置于马克思产权理论下进行科学阐释，并在我国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着力解决数据确权问题。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程度加深，要不断优化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相关政策、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路径；同时还要从治理手段和对象、治理格局、治理主体角度出发，加强对数据要素市场的有效治理，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研究

基于马克思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探讨知识产权运营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联性。在梳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政策、关联政策和专门政策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大数据平台系统、大数据金融产品、大数据中心建设和大数据产业应用联盟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第一,我国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要存在3大瓶颈：数据要素产权界定不明、交易流转不畅及安全监管不易;第二,知识产权运营领域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需从加快知识产权运营数据汇聚共享、推动知识产权运营数据产业化应用和强化知识产权运营数据安全治理3个方面予以完善。     

存在治理垄断的第三条道路吗？——买方抗衡势力假说研究的近期突破

买方抗衡势力假说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极富想象力的问题,即在规制和竞争政策之外,买方垄断势力能否成为治理垄断的第三条道路。最近一二十年来,一些学者从消费者价格、卖方投资和创新动力等方面重新论证了买方抗衡势力假说在理论上可以有条件成立。本文从博弈模型、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政策分析等角度评价了该领域的近期重要突破,并认为买方抗衡势力假说在沉默近半个世纪后重获新生,在各国反垄断实践中将产生深远影响。     

平台企业数据优势与消费者隐私保护——数据赋权下的消费者、平台企业、政府三方博弈视角

作为平台企业的重要资产亦即用户的隐私,个人信息在大数据领域的广泛应用容易导致数据滥用,企业与个人在信息掌控上的不对等关系导致以数据赋权机制为主的个人信息相关法律面临挑战。为探索赋权保护模式下的多方利益格局,本文从“大数据杀熟”角度出发,构建消费者、平台企业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建立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不同情形下的三方演化稳定策略,通过数值分析方法研究数据赋权政策下关键参数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数据技术水平的提升依然可以促使平台企业在博弈中选择“杀熟”行为;数据安全与信息保护会使赋权模式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但对平台企业的定价策略缺乏影响力;在政策监管实践中,监管概率可以高效辅助提高监测水平,以抑制平台企业的差别定价行为。因此,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建设、灵活设置监管策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是赋权政策下解决数据垄断及相关价格歧视行为的有效途径。     

数字贸易重塑产业集聚理论与模式——从地理集聚到线上集聚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正促使数字贸易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这极大地降低了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协同制造和智能制造成为现实,并促使产业线上集聚不断涌现与发展。本文分析了产业线上集聚的集聚机制、集聚效应和集聚模式,研究发现,线上集聚在集聚效应、集聚机制方面与传统地理集聚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并在集聚模式上重塑传统地理集聚。线上集聚在产业融合发展、灵活就业、数据生产和提高集聚行业的竞争性等方面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在数据确权与定价、平台垄断、税收征管和信息安全等方面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为克服这些问题并迎接挑战,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线上集聚的国际竞争力,笔者提出了积极参与和倡导新一轮国际数字经贸规则的制定、加快研究和推进数据要素的确权工作为数据要素的定价和市场化交易奠定基础、针对数字贸易的特点改革与线上集聚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对线上平台的垄断势力和垄断行为进行合理规制等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经济学：特征、确权、定价与交易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融入到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有助于生产力增强、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相较其他传统要素,数据要素具有虚拟性与非消耗性、非竞争性、价值不确定性、非静态性、正外部性五大特征,并对包括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等基本经济学原理赋予新的意义。梳理和比较文献后发现,数据确权、数据定价和数据交易构成了数据要素市场的三大核心内容。从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视角看,数据确权亟需明确权利性质和划分权利主体,数据定价需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定价策略和定价模型,数据交易则依赖数据参与者存在不同的商业模式和交易机制。展望未来,数据技术发展、数据产权分置和数据垄断问题将会成为影响数据市场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源流、风险与治理

得益于生态系统竞争优势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数据集聚功能,大型互联网科技平台频繁涉足金融科技市场引致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新型命题。金融科技市场经营模式的多样性与差异化造成数据垄断竞争效应评估趋于复杂,新型要素的立体嵌入与相互作用则促使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多维嬗变。数据规范供给不足叠加权力协作机制失衡显著梗阻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实效,而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的“先天”冲突更为金融市场创新风险之应对蒙上阴影。防范金融科技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应当在共治、预防、技术理念统摄下统筹治理资源配置,系统性建构以金融数据治理作为主干,金融监管与反垄断规制形塑两翼的金融科技数据垄断治理机制。     

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的热点演进与理论框架——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分析

平台经济是连接多个用户群体进行信息与资源交换的新型商业模式,近年来其垄断形势愈演愈烈,对现有监管模式和反垄断研究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文章利用Citespace V科学计量工具,对2003—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的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研究,在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化路径的基础上,构建了平台经济反垄断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反垄断研究主题经历了从传统双边产业反垄断与反垄断法构建,到双边市场特征与相关市场界定问题,到算法、大数据引发的垄断治理困境,再到超级平台形成、“二选一”独占交易协议4个阶段的演变。总的来看,平台经济反垄断理论框架由垄断形成机理、垄断演进趋势和反垄断规制体系三个部分组成。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三种特征诱致垄断发生,垄断竞争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是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视角;在技术与规模驱动下,平台经济呈现“厂商垄断-平台垄断-场域垄断”的主体变迁和“价格垄断-算法垄断-数据垄断”的形式升级;对此,应当构建价格监管、算法规制与数据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规制体系。     

线上市场的数据机制及其基础制度体系

本文从学理上辨析了数据机制与传统价格竞争机制的差异,并着重探究了更好发挥数据机制作用的基础制度体系。具体地,从数据确权、流通、交易、分配、安全5个方面依次阐述了它们对数据机制的理论作用、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亟需突破的制度瓶颈等内容。其中,确权是数据要素化的前提,流通是数据广泛使用的表征,交易或共享是数据交互使用的主要方式,分配是数据机制产生的社会结果,安全则是促使数据机制健康有序发挥作用的基本保障,进而论述了欧美建立和完善数据机制的经验做法。有关结论对我国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和提高线上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我国推动共同富裕恰好与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在均衡共享等内涵上相契合,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必然依托于数字经济形态。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辨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首先,从市场机制、要素分配制度、新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梳理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一般分析框架,提出数字经济要坚持市场化运行规则,并要处理好数据要素的分配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分配关系;其次,从初次、再次、三次分配视角详细分析了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分配问题,并发现数字经济总体上改善了收入分配关系,使不同群体、地区和城乡的分配更加均衡;最后,从长期视角提出了数字红利被少数平台垄断、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形成、创新越来越形式化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并据此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政府参与型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在理论分析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结合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实践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渐进DID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数据交易平台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在安慰剂检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与生产效率等机制实现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应用场景等数据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了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而且数据法治建设、数据安全保障等数据治理水平提高,增强了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影响。此外,对于规模较大、智能化水平较高、技术密集度较高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来说,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验证了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数据投资、数据共享与数据产权分配

数据产权是数据要素有效配置的前提。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为了提高效率需要促进数据流转与共享，但这往往使数据收集者因为竞争因素受损，从而抑制数据投资，引发新的效率损失。本文从促进数据共享和激励数据投资两者的权衡取舍切入，研究了数据产权的不同配置方式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数据产权分配给用户更有利于实现数据共享，但是会导致数据收集者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投资；产权分配给数据收集者可以为其提供投资激励，但会抑制数据共享。在数据收集成本和数据通用性较高时，将数据产权分配给数据收集者以激励投资更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在数据产权配置基础上引入价格上限管制，并要求收集者不得拒绝数据交易的规制政策的效果，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将确权与规制相结合可以在保障数据投资的同时促进数据共享，从而优于单纯的数据产权配置。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当下，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并逐步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从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角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或过程，从数字技术使用开始，之后经历要素化、市场化、制度化，最后形成新的文明形态。在技术运用阶段，网络化和数字化等技术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运用，实现了数据资源的生产、存储、流通和积累，为产生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范式奠定了基础。在数据要素化阶段，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资源成为数据要素进入经济决策系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据要素配置市场化阶段，规范的场外交易和有序的场内交易相结合的市场化配置，逐步成为数据要素流通的主要方式，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协同联动，加快了产业数字化步伐。在数据要素制度化阶段，围绕着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数据市场的一系列制度不断完善、成熟和定型，数据要素潜能得到进一步激发，市场化和制度化的数据要素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文明化阶段，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据市场和数字治理等共同形塑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形成了人人全面发展、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数字文明。这五个...     

大数据背景下提升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对策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地区为例

大数据的兴起对政府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行政治理改革的先进地区,大数据对佛山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结合“佛山市十三五规划”及“佛山市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社会管理及社会服务、城市建设、政府部门运作这四个方面,就如何利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绩效的主题进行了分析,对相关治理目标和关键任务、机遇与挑战、应对措施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政府部门的决策及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产业政策视角下的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政策调整*

本文从产业发展政策和自然垄断领域的规制政策两个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的积极意义,探讨了目前产业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在保证产业发展战略的实现和对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中具有积极作用;在产业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应慎重把握行政性干预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实现政企分开,侧重于创造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应区分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并侧重于通过机制设计和价格管制限制自然垄断环节的市场势力。     

数据要素:倍增效应与人均产出影响——基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视角

本文使用2012-201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为工具变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和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对其他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倍增效应",其表现形式为数据要素通过与其他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的非线性协同作用,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几何增长;数据要素对人均产出带来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不因区位的差异而消失;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人均产出增长是数据要素影响人均产出的传导机制.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各地应该加大重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和抢抓"新基建"机遇,通过大力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来加速释放"数字红利",最终实现区位劣势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以金融数据治理为例

创新和重塑数据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及内在要求。金融数据治理作为实现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与内容，是数字化时代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卡斯特“流动空间”理论，提出管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数据空间”概念，探索数据治理的一般性治理框架和原则，构建小微联合贷款风控系统作为实例进行分析，提出重构和完善金融数据治理的基本逻辑、原则与措施。数据空间视角下，数据治理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完整内容和结构，即技术应用层的数据空间物理形态与结构治理、网络结构层数据流动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安全开放平衡以及空间组织层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利益冲突协调。技术应用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是微观组织(企业)内部数据治理，网络结构层治理内容和目标主要涉及行业与市场中的数据共治，空间组织层的治理内容和目标关乎政府及社会层面上的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数据空间为数据内部治理、行业共治和数据公共治理与监管协调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分析框架，可为金融数据治理和监管与体系设计、理念创新和手段工具的综合运用提供参考。     

审计数据质量:一个审计研究的新视角

"数据式审计"使数据质量成为审计风险要素。文章论述了数据质量问题的研究价值,总结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审计数据的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了数据质量风险成因与对策,并以字段缺失为例提出一个数据质量检测的概念模型,最后提出了审计数据资料研究这一领域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从内控环境探析阻碍内控有效运行的局限性因素

从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经历开始，引出内部控制五要素整体架构；从内部环境（五要素之一）对内控体系发挥作用的角度，分别从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机制、人力资源政策、企业文化等五个方面因素进行探讨分析，总结出目前阻碍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若干局限性问题，并简要探讨了应对的措施。     

政府管制对要素收入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

基于企业决策均衡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中国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政府管制规模对要素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管制规模的提高,居民竞争性要素收入与管制垄断租之比下降;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份额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增大对提高竞争性要素收入有贡献。政府的管制干预将导致竞争性供给的要素收入份额相对降低,以及非竞争性垄断租份额的相对上升。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着眼点不是最低工资,而是在产品和要素环节取消管制、放开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