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区企业要素扭曲程度与其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Hsieh(2009)构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进一步推导出要素扭曲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以2015年全国各省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用索洛残差法计算出各地区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根据生产函数法计算出2015年各省市要素扭曲程度数据,加入适当的控制变量,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随后对各省市要素扭曲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要素扭曲程度及其方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各省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要素扭曲和资源错配问题。文章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民相关政策建议。     

土地价格扭曲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基于绿色创新能力视角

文章以土地价格扭曲为切入点,围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实现“双碳”目标,从理论上深度厘清土地价格扭曲对GTFP的传导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验证土地价格扭曲对GTFP的直接影响;利用中介效应检验绿色创新能力对GTFP的间接影响;分样本研究土地价格扭曲对不同城市GTFP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土地价格扭曲通过绿色创新能力显著抑制GTFP,对GTFP的影响呈现东部不显著和中西部显著负向扭曲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为揭示土地价格扭曲与GTFP之间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证据。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干预、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基于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ML生产率指数,测算黄河流域64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考察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干预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基础设施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显著门限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有利条件。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评述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并详细说明了应用传统的索洛余值法、索洛扩展模型、SFA模型、DEA分析方法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就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向进行简单的评述,最后指出不要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能更准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意义.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31省市1019家战略性新兴企业数据，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高，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技术进步，然后才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进；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存在东部大于西部大于中部的特征，但结合分解项看西部和中部地区正不断追赶；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行业间差距明显，最高的为新材料，最低的为生物和新能源汽车。文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地级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比较研究

依据对工业产出的不同界定,将地级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成了仅包含期望产出以及包含期望与非期望产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两类;同时,结合嵌入空间计量的改进索洛余值法以及DEA-SBM模型,测度了两类地级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基于均值分析、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对地级市工业发展中的两类效率值进行了比较,并由此解析了中国地级市工业发展效率特征。结论显示,仅包含期望产出的地级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结果高于包含期望与非期望产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地级市工业发展中需要更加重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地级市工业的发展效率在区域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发展差距,近年来中国地级市工业发展中仅包含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距水平仍较高且有一定的上升趋势,同时包含期望与非期望产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距水平较低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中国地级市工业发展效率的动态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两类发展效率的核密度估计图形状基本呈现出“单峰”或“双峰”特征。     

长三角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比较

采用DEA-Malmquist法,对1998-2011年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把长三角地区的工业行业分为三类。研究表明,1998-2011年长三角地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平均增长率为9.3%,且主要由技术进步拉动。不同类别工业行业间的全要素生产率有较大差别,技术效率变化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低生产率工业行业的生产总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较高,阻碍了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今后转型升级的重点所在。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中国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微观测量

判断我国汽车产业“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成效如何,可以通过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予以回答。为了克服传统（宏观）方法估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本文从微观角度,利用汽车企业数据完成了对汽车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并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法、Olley＆Pakes法与Levinsohn＆Petrin法等多种方法的横向比较,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结果显示,1999—2007年我国汽车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升,细分为各控股类型、各子行业研究亦是如此;国有控股汽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低于非国有控股汽车企业,但由于上升较快,逐步与非国有控股企业趋同。由此说明,“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已取得实效,汽车产业正从“引进-吸收-消化”向“创新-超越”转型,继续加强技术研发,构筑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产业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际的证据

文章基于Melitz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产业集聚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均衡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对不同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渠道（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在我国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有贸易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在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集聚才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不同省际间,不但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小有所差异,其具体作用渠道也有所不同。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省份,虽然产业集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却限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贸易开放度、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使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和贸易依存度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扭曲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贸易开放水平对经济发展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对比中国不同区域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市场与国际贸易市场上发展较为完善,中西部地区还需缓和中西部地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不平衡、增加贸易对外开放程度、增加企业自主研发等方式来提升地区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2002-2009年间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情况.研究发现: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TFP波动性较大.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不一致,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整体而言,技术相对退步是TFP下降的主要原因.具体分析表明:多数公司的TFP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都不高;多数公司具备技术有效性,但个剐公司严重偏低.因此,要重视技术的创新和开发,同时提高管理水平,才是企业发展的出路.     

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0～2003

本文利用M alm qu ist生产率指数分析中国41个主要城市在1990年~2003年期间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本文的分析发现:(1)虽然有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其规模效率却下降了,表明城市的生产效率未达到最佳规模状态;(2)为了提高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城市需要的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技术利用效率以及规模效率;(3)通过M alm qu ist指数和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分析,本文得出初步的结论,城市规模增长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的兴起,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着重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从要素配置扭曲的视角切入,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扭曲,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缓解劳动力配置...     

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研究了从2000年起至今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并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对比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指标的变动情况.且在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以及推广的后期阶段,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生产率均增长较快,但从总体上看,中西部地区由于技术效率较低,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因此,“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提高文化产业的技术效率.     

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基础研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础研究能推进工业绿色增长吗？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衡量工业绿色增长,并利用中国2005—2018年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中国地方工业绿色增长,而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该结论在进行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各个城市2002年研发机构数量和1958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省部共建实验室”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仅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且长期效应也很明显。而且,基础研究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工业能源消耗、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提高工业产品技术含量等途径和机制实现的。基础研究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对省会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来说,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重污染工业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来说,基础研究的作用效果较弱。本文验证了基础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创新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