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因此,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从多维度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减少了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PM2.5、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的排放。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渠道来减少污染排放。本文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污染减排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地区空间差异,也佐证了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     

数字低碳之路：工业机器人与城市工业碳排放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发展,工业机器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有研究主要从劳动力市场视角讨论了工业机器人的经济效应,而文章主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对城市工业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文章构建包含工业机器人和能源投入的理论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能够赋能城市工业碳减排。其次,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有效降低城市工业碳排放,推动城市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且具有长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能够抑制非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高城市、东部以及南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但对资源型城市、数字化水平较低城市、中西部以及北方城市的影响不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工业机器人发挥城市工业碳减排效应的过程中,绿色技术创新和人机匹配度是重要的作用机制。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发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科技投入的提升,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呈边际效应递增态势,这意味着完善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是促进工业机器人减排效应的实现路径。文章的研究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低碳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减排

本文通过整合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两大微观数据库，并将其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进行合并，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成立。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即降低煤炭能源依赖、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发挥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外资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更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减排效果，国内上游服务市场的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也会显著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研究对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 ——以生态工业园区为例

绿色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经之路。本文以生态工业园为例,利用独特的工业企业层面排污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发展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生态工业园区设立会显著降低企业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工业园区的减排效应在东部发达地方以及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论表明,生态工业园区通过鼓励企业加大购买污染治理设施来实现减排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下一步发展中应该鼓励普通地级市和中西部城市积极申报生态工业园区,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对企业污染治理效率提升。     

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触发了“波特效应”吗——来自中国水污染企业的微观证据

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基础的环境规制工具，其“以新代旧、以严替宽”的动态提升过程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主要驱动力。手工收集整理中国2005—2013年出台的60项行业型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信息，利用同期中国水污染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标准提升能否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触发“波特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标准提升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2.28%，且该影响在达标压力高的企业、融资能力强的企业和执法力度强的区域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企业通过内含于设备升级改造的物化技术进步、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效率的方式实现绿色转型。进一步地，标准提升虽然未能增加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但是显著提高了企业专利质量；同时，受冲击行业的技术改造需求间接诱致其上游装备制造业的绿色专利研发，“波特效应”向上游产业溢出。     

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中国碳排放——工业机器人应用观察视角

在世界范围内气候危机和逆全球化思潮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关税壁垒、制造业智能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于统筹实现“双碳”目标、经济增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2006—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WITS进口国关税数据和IFR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进行合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了关税壁垒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研究了以工业机器人应用为代表的智能化转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发现：关税壁垒在减少资本密集型行业碳排放的同时增加了非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关税壁垒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影响制造业碳排放,但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此外,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可以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促进减排技术进步两个维度驱动制造业在面对关税壁垒时降低碳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高能耗行业和机器人渗透率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的作用更为显著。上述结论从行业层面拓展了环境问题的相关研究,为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如何“先立后破”地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绿色贸易壁垒冲击与环境治理改善：基于中国企业的证据

绿色贸易壁垒是发达国家惯常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本文尝试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及中国海关数据库三方数据合并,以2005年入世后过渡期针对中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爆发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贸易壁垒能不同程度地改善出口企业的环境绩效,降低大气和水污染排放强度,提高用水效率。但存在较强的行业和地区异质性,制造业、高污染行业以及东部地区减排效应明显。影响机制显示,企业治理成本增加和绿色创新补偿是绿色贸易壁垒改善环境绩效的重要驱动力。政策含义表明,绿色贸易壁垒能够倒逼中国出口企业将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转型动力,有效推进对外贸易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绿色全产业链发展研究——以装配式建筑领军企业远大住工为例

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能有效节约生态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依据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以“背景—动因—路径—效果”为思路,围绕建筑行业全产业链的过程环节分析装配式建筑领军企业远大住工如何从传统建筑转向装配式建筑,促进经济效益持续增长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降低污染的效果,从而提升环境效益。对装配式建筑促进产业绿色升级的动态及动因的研究表明：企业与利害相关者的认知、行为、参与、监督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外因素。然后,通过案例企业与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拟合分析,解释了企业绿色发展行为,并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检验绿色发展效果,验证该模型的适用性、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综上,剖析装配式建筑企业生产全过程可以为我国建筑行业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绿色创新与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和启发。     

增值税转型、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发展

构建绿色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如何使二者实现政策协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财务与污染排放的匹配数据库,借助2009年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理论分析并实证考察了固定资产增值税抵扣改革引致的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改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稳健性与安慰剂检验为结论提供了可靠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对较高污染行业、非出口企业以及在位企业的减排效应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减免激励使企业得以快速更新设备与技术投资,并提升污染治理能力以应对环境规制压力。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较强的政策协同效应,前者能显著增强后者的实施效果。此外,文章还推算了税收减免激励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弹性,资本税后成本每下降1%,企业排污强度下降0.71%-1.64%。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减税降费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息技术应用的减排效果与成本分摊机制

长期以来,经济效益与减排成本之间的冲突是环境规制难以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落实的关键障碍。本文借助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实施的契机,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污染排放数据匹配而成的新数据库,通过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试验区内重污染行业运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及相应的成本分摊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信息技术应用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种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2)信息技术的减排效应由生产工艺绿色化而非生产率效应驱动;(3)与“波特假说”的预期不同,信息技术并没有借由生产率效应补偿减排成本,而是基于自身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令减排成本得到了分摊;(4)与试验区重污染行业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下游行业减排强度没有受到影响,且试点行业也未将减排成本转嫁给下游行业;(5)试点绩效考核机制的引入有效地确保了重污染行业利用信息技术减排的效果,且利用信息技术减排能够弥补环境规制措施的不足。本文的结论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工业绿色化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积极证据。     

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治理

绿色金融作为结合信贷服务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新金融方式,是提升企业污染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文章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文章构造了包含绿色金融因素在内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证明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绿色金融发展产生的污染减排作用因样本融资约束和污染程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清洁能源利用、污染处理设备投资等方面,从企业生产前端管控和生产末端治理上实现污染减排。同时,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溢出效应。此外,文章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污染减排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文章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方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建设双赢目标的有效路径。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能源约束、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增长——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揭示了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转型的内生机制,理论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技术进步的绿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显著地提高了行业TFP增长率,同时降低了行业污染排放;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同时提高产品清洁度和企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是行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转型的内生动力。未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调整与转型过程中,应注重绿色技术的研发、引进与市场化推广。     

环境规制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企业减排动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微观企业碳排放模式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响应模型,分析企业选择低碳排放生产模式的环境规制强度门槛,考察减排技术、减排投入、“绿色”产品需求等因素的异质性对该门槛大小的影响,并选取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上述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减少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但影响弹性较小,减排技术水平越低、减排投入比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环境规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越不明显。     

绿色金融发展支持工业污染物减排的机制研究

<正>环境问题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尤其是以工业污染物排放为主的环境污染,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并进一步影响人居生活环境,因此解决工业污染物排放问题迫在眉睫。金融作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既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又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尤其是其催生出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具有更强的绿色属性,从而成为治污减排的“核心利器”。在我国大力开展绿色金融的背景下,梳理出绿色金融作用于工业污染物减排的路径,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数智融合作为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对发展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以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并且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智融合通过绿色认知和绿色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更大;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企业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新模式;应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继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推进企业绿色转型。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去产能背景下跨部门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

基于政策效果的部际传导视角，建立包含上游能源部门、中游电力部门和下游生产部门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高耗能产业生产函数以施加外生冲击方式刻画中国2015年实施的去产能政策，通过校准模型分析核心内生变量在政策冲击时期相较于平衡增长路径时期的变化。结果显示：①以“短期阵痛”为代价的去产能政策能够实现提振过剩产业产品价格的基础政策目标；②在能源部门技术创新的内生设定下，去产能政策能够提高绿色能源占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实现绿色结构效应；③去产能政策能够降低绿色能源相对价格，实现绿色成本效应。进一步地，引入价格政策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比较实现同一减排目标时内生技术模型和外生技术模型的政策成本，发现内生技术设定能够以更低税率和更小福利损失实现减排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内生的技术创新是完善去产能政策传导、降低政策成本的关键环节，推动了下游过剩产业的市场提振和上游能源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供给侧改革研究提供了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互动的新视角。     

不同类型技术进步的节能减排绩效及其动态变化

运用非参数SML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了1994—2014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基于绿色增长的技术进步,并采用面板模型对按能耗与碳排放分组的行业分别进行能耗强度和CO_2排放强度回归。结果表明:生产前沿的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动力,前沿科技创新的节能降耗绩效最高,纯技术效率的CO_2减排绩效最高;技术进步的节能降耗效应与CO_2减排效应具有非对称性,技术进步的CO_2减排绩效大于其节能降耗绩效;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CO_2减排绩效大于其节能降耗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