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机理及演化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过于依赖要素投入,科技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不强,已经不能适应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为摆脱这一困局,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在于通过不断提升制造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制造业由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跃迁。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对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机理、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微笑曲线理论

鉴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理论的不足,将科技水平变量引入传统微笑曲线模型,发现传统微笑曲线理论和倒微笑曲线理论仅描述了产业链附加值分布图的一部分,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微笑曲线理论,即新微笑曲线理论。此外,基于新微笑曲线理论,提出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3个重要启示：①无论选择哪一条转型升级路径,加大科技投入、进行科技创新及提升科技水平均是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路径;②价值链高端和低端的划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只要加大生产制造环节的科技投入,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大幅提升其科技水平,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生产制造环节也能处于价值链高端;③对于当前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而言,其转型升级路径是直接在生产制造环节进行转型升级而非沿着产业链向两端攀升。     

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机理及演化路径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

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过于依赖要素投入,科技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不强,已经不能适应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为摆脱这一困局,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本质在于通过不断提升制造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我国制造业由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跃迁。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对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机理、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产业升级北大核心CSSCI

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行政垄断亦为全球价值链下我国制造业升级不可忽视的问题。从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环节攀升的途径出发,构建一个包含全球价值链、行政垄断与制造业升级的分析框架,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点,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下行政垄断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制造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非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是实现升级的有效方式;但行政垄断会直接抑制我国制造业升级,而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向更高端环节攀升又会减小行政垄断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     

总部经济促进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本文通过分析总部经济在全球价值链的战略布局，探讨了总部经济为我国企业带来的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路径。总部经济的形成使我国企业切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为其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准备了前提条件，总部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企业不断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根本途径。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

中国制造业作为国家实体经济发展的脊梁,历经多年的发展,不断提升并巩固了在世界制造业竞争中的位置。但在全球制造业新的竞争格局下,突破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瓶颈,改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需要从战略上、模式上、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高"的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发展面临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愈加困难、持续发展动力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随着我国在前沿科技领域加快布局,通用航空制造业应抓住机遇,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跃升。创新驱动我国通用航空制造业转型升级有三条实现路径:一是基于技术路线;二是基于市场路线;三是基于全产业链创新。值得注意的是,三条路径存在较大差异,需综合考量再进行选择。     

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内价值链建设的视角

本文运用决策树分析方法,从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出发,基于2012年沿海地区509家出口企业的调研数据,研究了中国外向型企业在要素成本上扬和外需疲软的双重压力下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转型升级是外向型企业更具持续性的长期的路径选择;而构建国内价值链,建设自主创新、高端制造和市场拓展等关键能力,积累资金、人力资本等关键资源对转型升级进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国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企业转型升级、重塑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新定位的现实出路.     

我国制造业企业承接外包模式升级研究

我国承接制造业外包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从全球价值链体系看,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不高,大部分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我国制造业企业不能再依赖原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外包,而是要推进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推行广泛、专业的功能型外包模式,实现承接外包模式的转型升级。以承接外包为推动力,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自主成长。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研究——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对比

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可以总结出其具体路径。选取1985-2017年中国年度数据和1960-2017年美国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广义和狭义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之间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可以得出高质量发展下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即拓展并细化产业转型升级维度;注重不同产业间的配比,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配比;重视并确立制造业的根本地位;提升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     

中日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及地位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通过构建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全面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模式和地位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同期日本,其获益能力相对较低。（2）中日两国制造业后向和前向垂直专业化率均呈上升趋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不断加深。（3）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是以后向模式,而日本制造业主要是以前向模式。（4）中国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最终产品为主,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生产环节,而日本制造业中国外增加值以中间产品为主,专业化于关键零部件生产环节。（5）中日两国制造业主要是通过间接增加值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且其国内的生产分工程度均在不断加深。（6）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且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日本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但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路径选择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探究后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路径选择。通过分析梳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明确后发国家制造业适宜技术路径选择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WIOT数据和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适宜技术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为后发国家提供技术溢出机会的同时，通过低端锁定和竞争效应倒逼后发国家制造业在技术路径选择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加深，自主研发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渐显现；由于考察期内自身要素禀赋不足，引进模仿技术路径相比于自主研发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更有利。在新型国际分工与贸易背景下，及时调整技术路径，加大研发投入，对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索洛余值法的装备制造业原始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

通过引入索洛余值法并建立我国装备制造业生产函数模型,对1999-2009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因素在装备制造业经济增长中日显重要,我国装备制造业单纯依赖于资本并不能取得长足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尤其是原始创新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比较优势演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分工体系的深化与国际贸易形式的演进,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当今国际分工的主要发生形式,对各国的价值创造体系持续进行着重构与深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价值链的分工中低端,而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首先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从比较优势的演化入手,讨论了比较优势如何演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中国产业升级三者的联动关系,分析了中国产业的三大基本特征,认为中国产业升级必须走比较优势非线性演化与线性演化并重之路,促进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推进产业模块化、实施产业集群,枸建区域联动的国内价值链体系。     

“两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价值链的视角

已有文献在研究“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企业活动通过价值链衔接而成，信息技术或产品会渗透到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二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多样性，在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创新形式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文章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所做的营商环境调查，从企业价值链视角，考察了“两化融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环节与信息化的融合提高了企业产品创新投入的倾向，生产制造环节与信息化的融合提高了企业流程创新投入的倾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企业“两化融合”整体水平的提升能够增加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有助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关于“两化融合”与企业创新的认识，而且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Structural change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EU

Manufacturing activity in the EU is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in a Central European (CE) manufacturing core implying divergent paths of structural change across Member States. This ‘manufacturing divide’ within Europe coincides with deepen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eneral and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in particular. Focusing o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change and integration into GVCs in EU Member States over the period 1995–2011.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henomena: members of the CE manufacturing core benefit from participation in GVCs in terms of structural change towards manufacturing, whereas in other EU Member States GVC participation, if anything, accelerates the deindustrialisation process.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与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对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及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又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内贸易贡献不大;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产业内贸易及其结构变动呈相反的趋势;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是产业内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成本优势且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加入WTO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基于创新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外溢效应研究

在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进行细分，把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分为科技产出、物化产出以及价值产出3个环节，并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建经济基础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及价值链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造业无论是分行业还是分区域普遍存在科技产出环节及价值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高，而物化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低的情形；就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而言，我国制造业科技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以及价值产出效率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产出效率与物化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而科技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rends,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not only created the digital economy, but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reshaped the specialization within global value chains by reducing costs, enabling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creasing added value in exports. However, GVCs also face salient risk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s reflected in their spatial layouts. The enabling effec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led to the shortening and resho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value chain governance, dominant countries have imposed technological embargoes on ascendant countries, depriving them of key technolog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value, the imbalances in the specialization within GVCs and digital divides have aggravated global economic inequities. Give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s of GVCs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s well as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China’s industrial chains and firms moving up the GVCs need to regard data, the fifth type of production factor, as a key to the enabling effe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industries. These measures will adv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s well as allow industrial chains and innovation chains to work in tandem to facilitate favorable domestic circulation. At the firm level, enterprises should further develop endogenous innovation capacity to become leaders in innovation and free themselves from dependence on foreign sources for key technolo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