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投入非均衡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模型

本文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结构主义、非均衡经济理论派的增长理论。第一，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要素投入非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二，论述了要素投入非均衡性是产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根本原因，在调控不平衡宏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治理要素投入的非均衡，才是治本；第三，建立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型；第四，证明了这一模型不仅包括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而且也包括了结构主义的增长方程，更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要素市场扭曲、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近些年来,提高创新强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要素资源的自由配置能够为创新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这不利于价格机制在要素市场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据此,构建以创新强度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使用2008-2016年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创新在要素市场扭曲与经济增长之间起到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既会直接降低地区经济增长,也会通过抑制地区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未来应推动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从而提高自主创新强度,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走向集约.     

中国农业增长与化学品投入的库兹涅茨假说及验证

本文基于1997-200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业增长与农用化学品(农药、化肥)投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人均农业总产值与农药投入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与化肥投入之间存在倒N形曲线关系;(2)控制变量的加入不改变两个曲线的形状,但对转折点出现的时间产生较大影响;(3)城市化水平提高使化肥与农药的投入减少,农业份额下降使化肥与农药的投入增加;农业财政支持比重增加和工业份额上升使化肥投入增加;贸易开放度提高使化肥投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使农药投入增加.实证分析带给我们几点启示.     

中国二氧化碳库兹涅茨曲线——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全球变暖现象日益凸显,主要成因是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可见,探索二氧化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迫在眉睫。而衡量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较好工具要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所以本文建立在EKC理论的基础上并以我国总体、东、中、西部为对象来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探讨了诸如工业结构、城镇化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及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基于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借助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FDI投资方式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确存在,同时FDI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样本期内不成立。FDI的增加从整体上对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具有降低的作用。此外,进一步分FDI的投资方式考察发现,合资形式的FDI总体上显著降低了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不过这种效应在中西部显著,而在东部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调整招商引资及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选取了新疆1990～2009年的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指标,建立了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计量模型,对新疆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疆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环境库兹涅曲线关系,而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排放量、工业三废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均呈"U"形曲线关系。由于工业废气、工业固废的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影响明显,其增长率的提高会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并延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新疆政府应加强对生态环境压力增大问题的重视,积极采取相关政策和手段,以便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     

政府支出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能否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使用1987-2013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章考察了政府支出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在考虑政府支出规模的内生性后,2SLS估计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支出规模主要发挥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因而减少了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政府支出变动对总量产出冲击较大,从而增加了经济波动。进一步控制了贸易开放、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冲击、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估计结果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意味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需要权衡政府支出规模与政府支出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两步系统 GMM 方法,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转变带来的较轻人口负担,在中国现在的政策体制下,得到了充分利用,可以说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老年抚养比的加大在1990—2007年间甚至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带来了第二人口红利     

出口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0～2004年各省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分析了出口贸易技术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全样本数据还是沿海或内陆地区样本数据,都证实了我国出口对TFP增长存在短期和长期效应。但就整体效果而言,出口对我国TFP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产生这一问题的首要原因可能和中国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密切相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出口对TFP的影响在沿海和内地表现出不同的效果。沿海地区模型中,无论是技术溢出长短期效应还是整体效应都十分显著,且整体效应为正,即出口促进了TFP的增长;而内陆地区只有短期效应显著,且整体效应为负,即出口制约了TFP的增长。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差异是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环境治理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潜在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不存在固有的倒U型关系,仅当综合考虑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时,二者之间的关系才呈现出显著倒U型曲线,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本身不能促使环境质量改善。为缓解当前环境污染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着力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削弱污染排放的累积效应,抑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     

影响我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

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目标存在诸多的困难与挑战,研究不同地区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制定差异化政策有重要的意义.基于1997—2019年我国的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回归模型(PRM)和固定效应模型(FEM)分别对我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以及东中西部的人均碳排放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差异化的禀赋条件,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也是不同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均能源消费、能源结构、清洁发电量比重、城镇化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合环境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但东中西部碳排放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却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只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中部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主要受人均能源消费的影响,西部地区清洁发电对减少碳排放有积极的影响.针对不同地区对碳排放量影响的异质性,从加快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一项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1993年-2005年),检验了中国的金融发展、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我国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完善,金融发展可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生冲击的敏感性,从而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有利的运行环境,防止宏观经济大幅度的波动.此外,回归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优化投资结构得以实现的,而不是投资总量.这一结论为进一步研究投资结构与增长和波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显示,随着制度的变迁,增长质量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增长趋势。文章利用系统GMM方法对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尚未超出安全阈值,没有形成外资依赖。其后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政府因素明显促进了FDI的积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表明干预程度处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内容本文利用样本期为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为负的影响,这与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预测相一致;中国各省区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与东部区域相比,中西部区域银行集中度降低的益处更大,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在非国有化进程较快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区,银行集中度的降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反腐败强度与FDI: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外商投资已经成为促进我国GDP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了研究腐败是FDI进入过程中的润滑剂还是绊脚石,本文选取我国2002-2013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反腐败强度对FDI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反腐败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之间呈正比关系,即随着反腐败强度的上升,会更多地吸引FDI的进入。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能够降低跨国公司的隐性成本,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为外商投资的进入提供一个更加公平诚信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