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理论评述与比较分析

从制度安排角度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解释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的辩证关系;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关系又各有阐述.对上述理论围绕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关系进行了分析评述,并对两者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分析.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制度变迁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制度变迁效应从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分析制度变迁对云南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为: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25%下降到2.3045%,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08%。或者把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总影响看作是:在把制度变量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4.65%,下降部分为17.2%。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理论界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分析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等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出发,分析了经济增长综合因素对我省经济建设的贡献率,由此得出未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只能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主这一结论,并提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问题新探——基于诺斯制度变迁与舒尔茨农业发展理论的思索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启示我们,制度变迁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则使我们了解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其根源就在于制度与技术发展的双双滞后.以往鉴来,当前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应走技术与制度并重之路.     

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

从总体上讲,我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应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与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与协同发展的结果;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经济增长论与二元经济发展论可以同时成立;不过,从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总量贡献上看,二元经济转型的贡献要远大于其他因素.这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享受了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好处,而且也享受到了转轨的"后发优势".当然,从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展趋势与作用的空间性上看,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经济因素将会从以往的经济制度瓶颈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进步上.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上海经济增长的源泉

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时上海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上海经济的增长无积极作用.     

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环渤海经济圈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首先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从劳动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其次分析了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结合结构效应矩阵分析了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表明：与第三产业不同,环渤海经济圈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并不显著;结构变迁效应对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更多的是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因此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探析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社会生产力的动态发展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益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性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兼容的,因而这种制度变迁具有很高的经济绩效.     

内生增长理论评述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克服了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外生的缺陷,同时把资本积累与创新统一于内生增长模型之中,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提出的经济增长政策为政府干预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生产函数的设立并未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资本与技术知识的认识不符合资本与技术知识的统一性、资本异质性、资本是处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学习过程等特点,没有分析结构变化,没有分析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质,也没有分析内生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的创新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才能形成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