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公众社会焦虑影响机制 及缓解对策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研究了贫富差距对我国居民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收入增长对我国公众社会焦虑水平的影响在贫富差距程度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贫富差距较高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社会焦虑水平。伴随着贫富差距问题的进一步扩大,我国高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显著降低,而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焦虑水平则不断提升。     

“相对剥夺感”是个伪问题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日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对此有专家评论说，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国家发改委2006年底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近30年,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从O.29左右扩大到现在的O.47,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在个人收入分配上,我国已经由一个平均主义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个人收入和居民家庭财产的差别越来越大,在社会中形成了非常明显的,高、低收入阶层或者说富有与贫困阶层.     

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消费需求

就居民个体而言，消费支出主要受收入水平制约，不可能长期高于收入水平进行透支消费；就社会全体而言，消费支出总量不仅与收入总量有关，更与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密不可分。收入差距过大，收入集中于平均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阶层，启动消费难度就相对较大，致使消费占GDP比重往往会较低。[编者按]     

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收益与宏观经济波动之关系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门槛面板模型描述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变化特征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对其影响,并比较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金融资产收益对财产性收入的贡献。回归结果表明,高收入阶层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随着GDP增长而有明显提高,低收入阶层的金融资产收益随GDP增长提高的幅度比较小。研究认为,由于金融资产收益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这种规律使得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宏观经济增长中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导致总收入的扩大。而处于现阶段经济下行压力下,低收入阶层金融资产收益会进一步降低,高收入阶层金融资产组合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加。     

蓉城居民家庭消费意向调查——系列报告之一

近期，成都市城调队随机抽选了200户城镇居民家庭对其进行了“城市居民收支预期和消费意向调查”。结果表明，我市居民对今明两年收入是否增加，持不乐观态度。预计收入增加的居民家庭不到1／4，显示收入增加信心较弱；四成居民家庭则预计下半年支出将有所增加。     

南京市近三成居民家庭三年内有购房意向

2000年,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9.95平方米,比上年增长2.8%,全市商品房销售额达62亿元。为了解居民住房消费意向,南京市城调队最近对100户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消费意向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表明: 一、私有住房占七成,需求潜力大调查显示,目前南京居民家庭私有住房(包括房改房)已占居民住房的70.0%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传递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父子收入代际弹性和家庭收入代际弹性的研究,发现子女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收入或家庭收入的影响,证明了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通过内外因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成为影响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现象的重要因素。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个人教育水平提高和教育环境的公平可以使低收入群体有机会流向更高收入阶层。     

论高房价现象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在全国人民都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潮流下，房价的过快增长似乎成为了一个不太和谐的音符。高昂的房价让许多平民百姓望尘莫及，尤其是青年一代更是将房子与未来联系在一起，担心无力购房而影响了一生的幸福。本来，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是一个沉痛的话题，但是社会上有一些位居所谓的“富人阶层”的人，却在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上屡屡大放厥词，公然声称“穷人就该买不起房”等一系列惊人言论，引发了强烈的讨论和争议。本文针对这些言论提出观点，认为房价上涨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屡屡利用贫富差距这一敏感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引发贫富阶层对立，激化高低收入群体的矛盾，这是违背和谐原则的，将会引发难以避免的社会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不能接受的。     

“九五”期间石家庄市居民家庭收支稳步增长

“九五”期间,石家庄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同步稳定增长,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消费质量逐年提高,消费热点不断涌现。 一、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 据该市200户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九五”期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以每年7.9％的速度稳步增长,预计200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达6400元左右。     

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动态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主要被用来考察社会个体收入分布的机会均等程度及时间路径。本文探索税收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和制度改革效应，从福利主义视角将总收入流动性分解为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两个指标，利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两阶段法，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个税负担、税改带来的减税规模、地区和收入阶层差异对三类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三者对家庭个税负担的反应程度依次降低；个税制度改革前后的减税规模对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结构流动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总收入流动性受到减税规模的正向冲击最大，而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的减税规模对总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或者甚微。此外，个税免征额比重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工资额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免征额有利于增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而低收入家庭却与之相反；每个家庭挣工资人数的差异也会导致个税负担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有鉴于此，结合个体、家庭、地区和收入阶层的特征设置富有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     

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受到就业压力大、收入增长不稳定、公共政策不健全、消费心理障碍等原因的影响,我国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存在着消费能力弱、消费增长缓慢、支出波动大、生活消费水平低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应该采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健全公共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环境”等措施,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     

对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现象的思考

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这是由于工农业间"剪刀差"、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及行业差别存在,以及国家宏观调控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所造成的.应通过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加大培育中等收入人群比例、限制高收入人群收入过快增长等措施解决.     

我市第三产业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现状分析

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很不平衡,不适应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一系列不协调的社会现象。因此,正确认识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确定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值得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从建国以来,居民的消费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状况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焦点荟萃

对我国当前消费信贷政策的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微博士等日前撰文就消费信贷政策谈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他们认为,当前我国消费信贷政策应明确指向性,即明确当前消费信贷政策调整的消费群体与引导的消费领域,有针对性地扩大消费需求。在消费群体的选择上,针对当前高收入阶层消费活跃和低收入阶层消费潜力不大的现实,消费信贷政策应重点引导中等收入阶层和具有较好预期的青年消费群体,制定一些配套的激励措施,着力启动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活动。在消费领域方面,应根据上述重点消费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和主要消费倾     

一九九二年西安市居民家庭生活消费特点

据我市300户居民家庭生活资料表明:1992年我市居民家庭收入稳步增长,非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消费性支出缓增,吃讲营养,穿讲新潮,用讲高档,住讲舒适,且储蓄意识增强。一、工资性收入仍是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但增长缓慢 1992年我市民成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1844.49元,较1991年的1619.14元,增长     

数字经济发展、阶层向上流动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不平等，加快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从收入阶层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在共同富裕目标中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截至2018年，我国仍有68.67%的家庭处于低收入阶层，“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缓慢；第二，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成立；第三，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理财参与和就业水平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并且与城镇和低人力资本家庭相比，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中更强。文章的研究发现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论据。     

“藏富于民”是根本

如果把改革30年来国民财富看做一块完整的蛋糕的话，参与这块蛋糕分配的，除了全体居民，还有国家。日前，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发布了《从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化趋势看消费形势》的研究报告。报告建议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但事实上，分配的失衡和贫富差距，不仅仅体现在“民”与“民”之间，也应体现在“国”与“民”之间。     

“相对剥夺感”是个伪问题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日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对此有专家评论说,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2月7日《新京报》) “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     

探究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增长的驱动因素——基于OLS模型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人们消费习惯的逐渐改变,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规模快速扩张,负债期限不断拉长,住房贷款占比不断上升,文章利用2003～2017年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家庭负债增长因素OLS模型,并且搜集了26个省份的截面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实证分析得出:社会消费总额和居民消费水平对居民家庭负债有显著影响,房地产价格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应该及时对家庭负债过快增长做好防范,预防家庭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