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企业出口不仅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到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对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损其出口竞争力。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削弱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同时还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不利于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国内需求增长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不仅能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还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采用中国1999—2007年工业企业以及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显著负相关,同时,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企业的市场退出和技术创新概率也显著负相关,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内需增长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能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融资约束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雾霾治理——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

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切入点,构建"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基于中国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造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区域内与区域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内与区域间）与经济规模加剧雾霾,最终总体上有利于治霾;（2）为吸引FDI,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3）要素市场扭曲削弱了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并刺激其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发挥其治霾效应;（4）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抑制偏好优质环境的FDI的流入。     

数字经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2011—2020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间接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数字经济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会抑制劳动力转移,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U”型关系在经济欠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相比于高行政等级城市,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在低行政等级城市的到来更早。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雾霾治理——基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的分析

结合寻租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以外资企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切入点，构建"FDI-要素市场扭曲-雾霾污染"的逻辑框架，基于中国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构造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FDI既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技术溢出（区域内与区域间）、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溢出发挥治霾效应，又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区域内与区域间）与经济规模加剧雾霾，最终总体上有利于治霾；（2）为吸引FDI，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存在"逐底竞争"，加剧了要素市场扭曲；（3）要素市场扭曲削弱了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环境技术溢出效应，并刺激其经济增长效应，从而不利于发挥其治霾效应；（4）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抑制偏好优质环境的FDI的流入。     

互联网真的可以矫正要素错配吗?

生产要素的高效合理配置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对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也产生深刻影响。利用2003—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算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错配指数,分析互联网发展水平与资源错配的关系,验证互联网矫正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的成本机制以及异质性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互联网发展显著调节了城市劳动力和资本的配置过度现象,对于要素配置不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互联网通过降低资本的机会成本、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成本等途径改善城市要素错配;(3)互联网矫正要素错配具有网络规模特征,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对于要素错配的矫正效果更加显著;(4)互联网对于东部地区城市要素错配的纠偏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中心城市、高收入城市的纠偏作用更为全面。     

要素市场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制造业面板模型

中国扭曲要素价格的经济增长模式备受批评,但是要素价格扭曲的增长效应尚未得到实证检验。借鉴Nakakuki et al.给出的模型,采用制造业面板实证检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被放大。进一步测算要素的价格差异与流动性,发现要素价格差异的方差趋于扩大,而劳动、资本的流动性趋于下降。要素价格差异扩大及流动性不足锁定了要素市场扭曲,从而扭曲要素价格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很强的惯性,导致诸多经济领域累积了矛盾与风险。因此中国未来只有改变这种增长模式,否则经济增长将趋向下滑、甚至停滞。     

数据要素集聚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基于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基于2007—2021年的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据要素集聚对企业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据要素集聚对高、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均呈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高、中、低等职能劳动者表现出岗位极化效应,并且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及非国有制企业中更为显著;数据要素集聚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创业活跃度,作用于企业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数据要素集聚未通过就业职能结构的极化效应,加剧企业内部收入不均等现象。     

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要素价格市场化是有效发挥市场竞争选择机制、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要素价格扭曲和企业剧烈更替并存的特征事实,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的阻碍效应在所有制、规模、行业、地区和生产率等异质性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资本偏向效应、收益扭曲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寻租激励效应等途径显著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要素价格扭曲和企业市场退出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为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高铁开通与长江经济带资源错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首先,系统探究了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影响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其次,基于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长江经济带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水平,并对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资本要素错配具有轻微改善效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涓滴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虹吸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改变区域要素配置格局,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传导机制。最后,从推进高铁网络建设,制定差异化投资政策、加快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合理布局地区间产业体系等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6个地级市就业弹性的分析

采用弧弹性方法测算我国286个地级市的就业弹性,从城市规模和所处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差异,并进一步考察高就业弹性是否以牺牲城市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以及不同规模城市就业弹性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失衡问题较为突出,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各类城市的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普遍较高;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在增速上与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替代关系;较大规模城市的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就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城市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等。     

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特征研究

本文在垄断竞争框架下,首次推演出资本和劳动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进而选取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和劳动要素扭曲抑制了技术进步;进一步检验发现存在资本和劳动要素扭曲促进技术进步的门槛区间;但跨过一定门槛后,要素扭曲对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促进变为抑制。基于此,文章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建议,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为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农村建设的信贷资金支持：强制还是鼓励？

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市场失灵”，才需要政府以某种适当的方式进行干预，强制性手段和鼓励性手段反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具体方式不同。“强制论”和“鼓励论”各有利弊，二者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其次表现在二者对农村经济的正面效应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如何利用政府干预来促进城乡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其他国家有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不一，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应该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根据区域经济的差异情况分别采取不同措施。     

城市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对社会系统的影响--政策目标与假定之本质及后果评估

从平等权利、社会成本、社会福利等角度，思考城市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目标和假设对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所造成的影响。指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保护政策的代价是造成社会经济分工不足、人力浪费、效率低下、增长迟缓和失业严重等问题，中国必须尽快从二元就业走向现代化就业的发展道路。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论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发展趋势

我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逐步改变传统的计划型劳动就业体制,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型劳动就业体制.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紧密结合、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作为市场框架下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和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实行以人为本的就业普惠制原则,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     

河南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创新模式研究

加快城市化进程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乃至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河南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城市化水平却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发展区域差异显著、城市职能单一、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少等问题。因此,必须探索具有河南特色的新型城市化模式,进而完善城市规划,缩小区域差异;强化城市功能,强化民生保障;扩大城市规模,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低碳经济,打造生态城市。     

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机理与驱动因素

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从经济效应、内在机理、驱动因素三个层面系统梳理并整合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表明,数字中国建设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在多层次多方面的价值提升;内在机理体现在数字化发展能够创造新的供需均衡、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以及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驱动因素主要包含制度政策驱动、市场需求驱动、产业竞争驱动和企业价值驱动四个方面。本研究有助于加深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对数字化发展前因与后果的系统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