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吗——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建设数字中国与实现绿水青山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框架下,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和PSM-DID方法,评估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     

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高效集聚对于改善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从劳动力资源配置、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三方面剖析数据要素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集聚显著提高了试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且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样本组。数据要素集聚通过缓解劳动资源错配、提升研发投入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路径对科技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数据要素集聚存在向邻近地区正向溢出的现象,从而提升了周边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因此,为了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应积极推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梯度式扩容,推进数据要素开放与大数据融合应用,以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集聚的红利。     

数字化改革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化改革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的生产关系,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与传统的技术治理模式和路径不同,数字化改革是要建构一种以新兴技术为支撑的治理形态。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揭示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数字化改革通过强化技术创新能力、优化技术资源配置、提升技术使用效率三条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从区域地理位置、营商环境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来看,数字化改革带来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营商环境相对差的地区和高水平人力资本地区表现较为明显。此外,制度环境良好的地区,数字化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     

数字贸易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贸易是否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9—2019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通过比较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前后、试点地区相对于非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专利授权量是否提升来检验数字贸易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能够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贸易通过增加政府补助、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贸易对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证分析

使用我国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外生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大数据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大数据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试点地区企业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运用程度、促进企业创新、改善企业经营能力三条途径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数据发展对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研究结论,从夯实我国大数据发展基础,重视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发展以及加快扩大推动大数据发展的相关试点政策实施范围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推动外资平稳发展对于促进地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厘清其对FDI流入的影响,有助于今后有效利用外资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采用2004—2021年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如何影响FDI流入,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FDI流入。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能够显著促进FDI流入;机制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提高、营商环境优化来促进FDI流入;异质性检验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对FDI流入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行政等级高的地区、经济规模小的地区更为明显;拓展分析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通过促进FDI流入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从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容、提高政策差异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采用耦合评价模型测度2010—2021年全国280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以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以数据交易平台设立为表征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等路径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实融合的提升效应在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政等级较高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更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而应加强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多维度探索数实融合路径,挖掘试点政策潜力,加强区域主体的交流协作,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好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     

数据要素集聚对企业就业的影响——基于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基于2007—2021年的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据要素集聚对企业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据要素集聚对高、低人力资本劳动者均呈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对高、中、低等职能劳动者表现出岗位极化效应,并且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及非国有制企业中更为显著;数据要素集聚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创业活跃度,作用于企业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数据要素集聚未通过就业职能结构的极化效应,加剧企业内部收入不均等现象。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以毕节试验区为例

毕节自成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与国内、省内其他地区相比,毕节试验区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经济社会中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制约因素.因此,超越现存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因素的束缚,推进毕节试验区的跨越式发展势在必行.可从产业发展、借力协作、城镇化、科教兴区、生态立区等五个方面入手,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生态与经济良性互动型区域.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金融创新问题研究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经过近几年的加速发展,区域内的金融业在自身创新的基础上,极大地助推了吉林省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的形式也从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向金融业态更广泛的领域推进,吉林省特色的金融创新产品——农民直补担保贷款和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的推广更是直接扩大了广大农村的金融市场,使得农民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的政府采购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政策工具,能有效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方向。基于面板数据模型对政府采购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更为真实可靠。根据各省市2002—2008年政府采购规模与专利申请量的数据分析表明,各省市政府采购规模与技术创新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政府采购对技术创新作用具有促进作用,但显著程度不高。因此应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提高政府采购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型。     

重庆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研究

继大连、深圳、天津滨海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之后,2009年2月,国务院又确立重庆为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根据面临的优劣势、机遇与挑战,并依据区域创新理论,重庆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应“植根重庆,面向西部;立足保险,服务社会经济”,需要在保险资金运用、涉农和责任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互动发展、制度创新、保险功能实现五方面有所突破;要按照“先做基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思路,加大重庆保险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宣传力度,大力推进产品、服务和渠道创新,创新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模式,以“五个重庆”和“三区一中心”为重点促进保险业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积极探索社会保险、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模式,并构建区域差异型统筹城乡保障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进展——基于外部经济理论视角的述评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两大分支。从外部经济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对国外将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技术创新、南北技术扩散、合作研发和产业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尽管WTO有关规则限制了传统的基于利润转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范围,但是从外部经济理论出发的基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通过提出R&D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合作研发政策等产业政策形式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新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制约,而且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对于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的独特机制、理论挑战与发展启示——基于生产要素秩序演进和生产力进步的探讨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促使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生产力要素秩序的演进使数字生产力成为当代先进生产力并带来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改进,进而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是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加速机制和普惠机制则是数字经济的优势所在;在这些独特机制的作用下,数字经济表现出共享即时性、无限指数性、跨界均衡性、多样精准性等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特性,〖JP2〗在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加速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同时,也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冲击和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但要利用数字化改造机制和平台机制强化数字经济的加速机制以及无限指数性和多样精准性,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先机,实现跨越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普惠机制及共享即时性和跨界均衡性,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共享平台,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协调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新经济背景下科技金融创新发展问题研究

科技金融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环节,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兴起与新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对科技金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更加重视科技金融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现阶段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还存在着融资方式单一、金融工具创新滞后、科技担保体系不成熟、科技金融生态环境不完善等问题,借鉴美国和日本科技金融发展模式及创新实践,下一步应重点在科技金融体制、科技金融工具、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科技金融法律政策体系四方面实现创新,以更好满足新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类融资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振实体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