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法人治理与农民合作自治相结合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是促进其健康快速发展的组织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从合作组织内的非正式制度存在状况出发,正确认识非正式制度中信任与权威在合作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将法人治理与以关系治理为基础的农民合作自治相结合,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可行方向。     

资本下乡中村企合作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产业兴旺”与“治理有效”。随着工商资本下乡,农业产业发展迅速。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矛盾纠纷的实践困境,重构原有村庄治理结构,推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生成。村企合作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不同,各个主体进行策略性合作,促使形成目标一致的合作治理行动。村企合作治理模式,将企业纳入村庄治理主体,通过村庄联合党委的治理平台,发挥合作治理优势,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形式和治理效果的合作治理逻辑。资本下乡中的村企合作治理,一方面促进村庄治理结构优化、村庄共同体再造和村企矛盾纠纷减少,另一方面村企合作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因此,村企合作治理要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维护村民合法权益,有效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策略分析

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乡村治理被纳入到了重点治理工作中,乡村治理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与乡村治理组织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本次研究中主要是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并根据目前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锲入、限度和走向: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基督教组织——基于苏北S村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复兴于农村的基督教组织不但以信仰形态嵌入农民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显现在乡村内部权力格局之中。本文从乡村治理的视角,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考察了农村基督教组织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限度。本文认为,农村基督教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行选择性的介入,在政治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文化生活的构建、新风尚和村庄秩序的生成以及价值的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也存在消极的影响,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基督教组织力量的发展以及在互动中不断建构的与正式权威的关系。     

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权责碎片化整理研究

权责碎片化问题的产生,既与传统官僚制下的纵向等级与横向分工因素有关,亦与新公共管理下的分权、竞争等因素有关。当前村庄治理中的权责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村两委、村自组织和村民之间。运用整体性治理工具整理村庄治理中多元主体的权责碎片化问题,优化权责关系是一条有效路径,即通过加快整体性治理理念的传播与内化、创新以协调、整合、信任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整体性治理机制、加强村庄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监督与控制,以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提高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与进路——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本文选取3个农民自组织作为研究案例,这3个农民自组织分属于治理现代化处于不同阶段的3个村庄,具体分析其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的现实逻辑。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分析指出,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沿着组织及其成员经济利益最大化、村庄治理权力和治理地位的获取、组织公共精神培育及村庄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村庄应基于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及进路,采取选择性激励方法,激励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主体围绕治理资源多元化合作路径探析

在乡村公共事务领域,各个治理主体均处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环境中,没有哪个主体拥有足够的治理资源和能力去独自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因此,多元治理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各主体在治理中又是如何协调合作共享资源,最终达到善治的目的等问题,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文章在梳理了目前乡村治理中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分析了凭借不同资源参与治理的各类主体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治理中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参与治理的有效路径。     

农业龙头企业对合作农户的关系治理

本文将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合作视为一种特殊的供应链关系:多个农户个体与单个企业组织分别为供应链的上游与下游;双方的关系治理由企业主导。借鉴国外供应链关系治理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的特殊情境下关系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对企业合作满意度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农业龙头企业对合作农户的关系治理包含信任、互惠、互动强度和伦理4个因素;其中,前3个因素直接促进了企业合作满意度的提高,而企业对农户伦理感的增强则将增进信任与互惠,从而间接影响其合作满意度。总体来说,关系治理对合作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正式治理的影响。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政治参与状况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兴起,并以其组织的感召力、产品和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吸引力,汇集和带动了大批农户,积聚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并成为乡村治理新兴的主体.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凭借其经济影响力,渗入到乡村政治生活中,在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同时,也改变着乡村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和运行方式.本文通过实地调查...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与规制路径——以重庆市潼南县为例

经过对作为改造小农户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调查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存在内部侵权、内部控制无效或形式化、信息监督与薪酬激励控制失衡等问题,原因是内部治理与规制存在缺陷,导致难以实现内部成员权益平等和内部秩序有效,成为农民成员增收的障碍。保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可持续成长,最终实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共同富裕,完善内部治理规制成为必然。     

浅谈乡村治理中组织冲突的化解方略

随着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乡村治理格局。在此背景下，组织冲突的发生在所难免。因此，总结组织冲突的类型，分析其对乡村治理秩序的影响机理，进而确定乡镇政府、村支部和村委会等正式组织和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角色定位，对构建和谐稳定、健康发展的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资本下乡如何嵌入乡村空间合作治理？ ——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

研究目的：以上海市乡悦华亭项目为案例,探究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空间合作治理机制,为提升乡村空间治理效能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验证性案例研究、访谈法。研究结果：（1）规划环节要基于“协商自治”的原则让资本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实现空间配置权的政企共享,并以“需求前置”为导向进行规划的弹性调整;（2）整治环节要以“地位平等”为前提进行空间使用权重构,厘清多元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运营环节要细化空间收益权,坚持“权责一致”的收益分配,建立信任保障机制规避资本主导运营的潜在风险,实现多方共赢。研究结论：乡村空间治理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规划—整治—运营”一体化行动。资本基于合作治理的理念从上述三个环节嵌入乡村空间治理体系,重构乡村空间配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是借助市场力量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可行之策。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职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大农民和农村各类组织的高度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节约农业资源、保护农村环境、创新和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效益、传承农村文化、促进农村文明进步、引导村庄治理、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等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职能的有效履行和充分发挥必将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困境与对策——以江苏苏南地区为例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基层民主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引导、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基层政府工作的重点。本文通过对农村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分析,结合在江苏省苏南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研,以此来探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治理影响及政策建议。     

地方高职院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实践路径

本研究主要从合作治理视角下地方高职院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针对乡村人居环境改善调研基础之上,梳理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困境和问题,充分结合地方高职院校的治理能力和结构、专业和技术、产教融合、生态文明建设、人力资源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在“合作治理”理论框架下,就合作主体、合作模式、治理手段和工具选择等进行实践路径研究,并提出合作和解决方案。     

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陕西省246个村级实地调研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组织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方面度量村级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其中发展经济能力的贡献度最为突出;进一步从资源利用效率与产业发展角度探讨其作用途径发现:第一,相较于改善传统农业生产效率,村级治理通过对村内特色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第二,村级治理能力高的村庄可通过调节村内劳动力利用效率及特色资源开发效率来增加农民收入,但对耕地面积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本文结论对明确村级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