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     

管理层权力、负债和企业价值

选择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0年共3年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是加剧经理与股东代理问题,危害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债务并没有沦为管理层权力控制下的产物,而是作为制衡管理层权力的一种约束力量存在。考虑产权因素,得到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权力要比国有企业的大,而从债务治理作用看,债务对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代理成本”未能较好地发挥监督约束作用,但其并没有演进成为经理利用权力进行利益侵占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理的腐败行为。在非国有企业中,债务的“硬”约束没有能够发挥治理作用。     

独立董事治理、管理层权力与超额薪酬——-基于董事网络的实证分析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对管理层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会干预薪酬制定过程,表现为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攫取的超额薪酬越多;独立董事的网络联结有助于独立董事向董事会的薪酬决策提供咨询与监督,表现为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管理层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程度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网络中心度的独立董事能够更强地抑制管理层权力对超额薪酬的攫取。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特征是独立董事治理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公平偏好、身份模糊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要求对企业高管薪酬决定进行政府管制的政策主张。就我国改制后国有企业而言,出于对国企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偏好和国企高管的身份模糊性,促使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薪酬水平进行直接的动态管制。这种来自于政府的直接管制,造成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的扭曲和低效率。而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制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增强各利益相关者在高管薪酬决定中的投票权,则是弱化当前国企初次收入分配中的社会公平偏好约束,规范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增长机制的根本之途。     

“两职合一”真正起到治理作用了吗?

在具体的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权力结构安排,究竟是缓解抑或加重了代理问题,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局限于分析"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的直接关系。而文章作者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此分析"两职合一"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设置并未发挥其真正的治理作用;"两职合一"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与此同时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支持代理理论的观点。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区分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程度、替换因变量和测试变量、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滞后一阶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为"两职合一"治理机制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结果丰富了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也为实践中的企业如何科学设置高管权力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     

高管超额薪酬、地域治理环境差异与企业慈善捐赠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检验慈善捐赠的动机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意愿、慈善捐赠金额和水平呈正相关;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利用“工具性”慈善捐赠转移公众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缺陷的关注.     

国有企业、政府股东与资本成本——对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理财学思考

投资者、董事会与管理层以及企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等概念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自然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深入理解并科学运用资本成本理念,对于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资本成本概念为核心,对于国有企业的财务性质、国有企业治理、政府股东以及国企理财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从理财的角度进行了思考。     

股东、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是指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用来分析以私有产权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背景下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从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最终代理人（管理层）存在着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内所有者缺位,所有权的监督比较薄弱,因此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不适合用来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的股东（全体人民）、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而得到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比单重委托代理理论更具解释力的结论。对委托代理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讨论,并给出全民和政府分别作为委托人时的最优激励合同、政府侵占全民的租金及双重委托代理的总代理成本。     

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公司风险承担

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权力接近/抑制理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如何影响公司风险承担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研究表明:提高管理层权力能够引致其"行为接近系统",促使管理者更为注重风险承担的潜在收益,进而促进公司风险承担;而降低管理层权力则激发其"行为抑制系统",促使管理者将注意力转移到避免风险承担的负面产出方面,进而降低公司风险承担。而国有产权企业政治属性的嵌入弱化了管理层权力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     

控股股东、管理层来源与代理成本

以2001年-2003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控股股东、管理层来源、股权集中度对管理层与股东间和大股东与小股东间两类代理问题的影响,发现：控股股东能微弱降低管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但增大了控股股东与小股东的代理成本;高管人员由控股股东委派或由控股股东自己担任,只是微弱降低管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越集中,管理层与股东间的代理成本越小,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代理成本越大,而家族控股公司的股权越集中,两类代理成本都有所降低。     

党组织嵌入能否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来自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国企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基于2010—2017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党组织嵌入能够有效遏制国企高管自利行为,且嵌入程度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效应。但在不同的治理情景下,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对不同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具有异质性：双向进入能够显著遏制国企高管的3种自利行为（攫取超额薪酬、拉大薪酬差距和增加超额在职消费）,而交叉任职仅对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高质量审计可以强化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谋取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的遏制作用,但未能有效强化党组织嵌入对薪酬差距扩大的治理功效;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公益类国企,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党组织嵌入对高管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佳;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和党组织新鲜血液的流入并未显著增强党组织嵌入对国企高管自利行为的遏制作用。应因企制宜有针对性地完善党组织嵌入国企治理体系的制度和机制,优化嵌入路径,加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不断提升党组织嵌入的治理效率和绩效,促进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     

论政府控制、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引用＂双重代理＂概念,构建代理成本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模型,研究双重代理成本对公司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政府控制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了探讨。以公司的投资行为为主线,以代理成本和政府控制为考察对象,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两个方面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均显著的导致了过度投资,相对于私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所带来的非效率投资更加严重;而对于第二类代理成本而言,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由此引起的公司非效率投资。     

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研究——基于国际多元化和行业多元化的比较分析

从理论上看,国际多元化战略和行业多元化战略与管理层薪酬激励显著正相关,并且二者对管理层薪酬激励存在显著的交叉效应;但国际多元化和行业多元化对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影响存在截然相反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受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调节.实证研究则发现,国际多元化显著提高了管理层薪酬水平,而行业多元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二者对管理层薪酬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的交叉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会调节多元化战略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     

公司治理机制、替代效应与代理成本——基于动态内生性的经验研究

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动态内生性的框架下,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GMM估计方法,通过“内部工具变量”解决了寻找有效的工具变量的困难,不仅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间相互作用,还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间的交互效应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和管理层持股比例都与代理成本负相关,公司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公司治理机制与代理成本间存在动态内生性,即不仅前期公司治理机制对当期代理成本有影响,而且当期代理成本又对下一期公司治理机制产生了反馈效应.     

管理层权力与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薪酬激励研究中的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结合大股东权力,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样本分析中,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将股东权力纳入分析框架后,经验证据支持以下结论: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上市公司相比,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中的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有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的管理层权力对会计稳健性具有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会计信息质量与会计披露

会计信息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重要信息,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内存在着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会计信息和对于作为代理人的管理层薪酬契约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管理者道德风险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披露也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博弈的结果,提高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有利于降低道德风险,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概率。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变革的力量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通过重构治理逻辑深刻地影响企业集团的行为和决策偏好。文章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权集散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集团管理分权,当企业业绩承压、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管理层心态积极时,此种分权行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及时响应市场需求、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降低代理成本三方面对集团的管理分权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下的分权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健性。文章拓展了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在会计实证中的应用,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集团优化权力配置提供了参考。     

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能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吗——来自董事会投票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3~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非国有董事投非赞成票行为代理其治理积极性，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与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的提升不仅能够显著降低超额商誉，还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以及商誉减值的发生概率，即非国有董事通过"用手投票"积极治理有效抑制了国企并购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发挥抑制效应的影响路径发现，非国有董事治理积极性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来显著抑制国企并购商誉泡沫。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董事"用手投票"的积极作用，提升国企并购效果提供了有益启示。     

管理层权力视角下的盈余管理研究——基于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的检验

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深入分析了管理层权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的企业,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更青睐费用方面的真实盈余管理,而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应计盈余管理;两种盈余管理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对管理层进行盈余操纵提供了新的证据,应引起投资者、债权人、国资委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注意。     

管理层能力、权力特征与薪酬差距

学术界关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锦标赛理论与行为理论并没有考虑薪酬差距产生的原因,忽略薪酬差距形成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对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关系的实证结果的偏误。本文基于2005~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10727个A股公司研究样本,从管理层能力和管理层权力两个角度分析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形成的原因,结合薪酬差距的形成原因,对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管理层能力和权力都会增加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管理层能力导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管理层权力导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