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的构建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方式,日益受到行政机关的重视,但行政指导权的滥用会严重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在当前实际中,由于无明确具体的制定法规定和判例约束,行政指导造成的某些利益损害很难得到有效救济。本文在明确行政指导责任与救济制度的必要性的基础上,从行政指导的救济范围、救济途径以及救济方式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证,提出从权力机关救济、行政机关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三方面构建行政指导救济机制,改变对行政指导的救济机制缺乏约束力度的状况的初步设想。     

行政指导救济责任初论

在行政管理中,行政主体往往通过积极行政指导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但因行政指导操作机制不完善,行政指导难免因各种缘由导致行政相对人的损害。"有损害就有救济",行政指导救济责任则是如何对此损害进行救济的责任承担问题。     

论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无效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公定力的例外,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概念并未与可撤销等相关行政行为区分开,对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且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这将不利于贯彻依法行政,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文从无效行政行为的概念出发,阐述了我国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现状,并从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标准、救济制度、法律后果等方面论述建立我国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     

论我国行政指导的救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制的完善,行政指导制度成为了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手段,行政指导在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国家法制的不健全,行政管理的不科学,造成行政指导在实践中发生异化为行政命令等强制性行政行为,发生了很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情形,然而由于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的缺乏,使得这种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无法得到救济,违反了现代法治的"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本文在通过对行政指导救济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结合我国行政指导救济的现状,最后给出行政指导救济的对策。     

浅析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中的困境与对策

行政救济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行政相对人在寻求行政救济时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更弱.这种困境既是农村历史与现实发展的状况造成的,也与我国行政救济制度本身不完善有很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从这两方面入手,采取切实措施,消解农村行政相对人在寻求行政救济时面临的困境,保障农村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浅析《公司法(2005修订)》对少数派股东权益保护--从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角度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在新公司法推出之前,这是我国公司法中与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最为相关的规定,但实质上关于该条是否涉及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     

论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民事执行救济是纠正执行过程中的违法或不当行为,保护执行当事人和案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救济的规定不够全面,不论是申请执行救济的主体方面还是执行救济实施过程的程序、结果方面都存在很多缺陷之处,没有起到保护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的任务,并且从根本上损害了我国法律的权威。对此笔者认为应当通过增设程序上的执行异议制度以及完善现有的实体上的异议之诉制度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这也是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治本之策。     

论如何完善我国税收法律机制

一、完善税收立法制度．实行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源自英国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征税必须先立法，税法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征税机关依法征税，无征税自由裁量权；纳税人有权获得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税收法定化是市场经济法治对税收的基本要求。     

浅谈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

行政补偿是当代法治国家规制国家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同时还是政府的应有责任。可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出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因此查找我国现行行政补偿制度的不足,进而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论价格听证的救济制度

救济制度是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关于价格听证制度的研究多数是探讨完善听证程序本身,而少有关注救济制度的文章.目前我国价格听证法律责任的规定过于粗糙缺乏可操作性,救济制度在实际操作中软弱无力.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制定统一的价格听证规则规范,并将建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将价格听证的救济有效纳入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中.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救济制度的完善

我国目前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救济途径规定不明确,但是行政强制的执行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因此,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确定我国行政强制执行责任主体,然后采用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的方式,继续完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救济制度,明确救济责任主体,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保障行政强制执行救济的及时,有效。     

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的价值证成与制度构建

为信用执法相对人提供事前、事中、事后相衔接的全方位、多层次权利救济体系是信用法治应有之义.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事后性弊端使得其对信用执法相对人重大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亟须构建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信用预防性行政诉讼具有契合法治理念、满足依法行政要求、弥补行政救济漏洞以及适应法律全球化趋势等多重价值.构建信用预防性行政诉...     

论行政调查中相对人的权利保护

近现代以来随着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活动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机关拥有广泛的行政调查权力,行政相对人则负有配合行政调查的义务。实践中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调查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行政调查行为进行规范,进一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必须完善行政调查中行政调查中相对人权利的法律规定,加强行政调查的程序规范和权利救济,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体现现代民主法治之精神。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

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问责风暴使"行政问责制"的研究成为热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尚处在初始阶段,存在着问责信息缺失;权责不清;制度建构不完善等问题,造成行政问责不畅、不力等后果.本文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提出必须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信息公开和行政问责制两者互动,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的信息公开模式,完善信息公开的救济制度,推动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执行复议制度完善的若干构想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未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任何法定的救济方法和途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只能通过申诉等渠道向法院反映问题.因法律对有关程序缺乏明确规定,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显得较随意,导致当事人及有关利害关系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及时、充分地得到救济.一定程度上亦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2007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对违法行为进行救济的规定,明确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事有申请执行复议的权利,填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违法执行行为进行程序上救济的法律空白.然而对申请执行复议如何操作的问题缺乏一些具体的规定,以致这种新的执行救济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不是很理想.为减少法律适用中的争议和分歧,在执行程序中就需要落实完善执行复议制度,深刻把握执行复议制度之法律规定精神,从而达到弥补该程序中救济措施的不足,亦是充分发挥这一特殊司法制度之积极作用、有效地保护执行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必需之举.本文就执行复议具体程序做出了理性的符合实际需要的制度选择与构建,以期在执行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执行复议程序,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实现执行复议程序的设立初衷,也为推动完善执行救济制度提供一些可鉴之路.     

浅析《公司法(2005修订)》对少数派股东权益保护——从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角度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在新公司法推出之前, 这是我国公司法中与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最为相关的规定, 但实质上关于该条是否涉及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新公司法经过此次全面修订,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相对清晰了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了公司的内部监核程度,突出了股东的话语权和诉权对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能起到激励投资的效     

责任保险在多元化救济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法律环境分析

责任保险是多元化损害救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自身有明显局限性。责任保险发展高度依赖法律环境,当前存在责任保险立法体系不完善、法律体系内部不协调、司法中过度强调责任保险的损害填补工具属性等问题。发展责任保险,首先应准确界定其在多元化救济体系中的位置,不过高,也不过低;其次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和健全法律环境;同时还应准确把握侵权责任与保险责任、责任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区分等实践焦点问题。     

权利救济在《商检法》中的体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尊重人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当事人救济权,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本文结合《商检法》,立足法制的统一性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范围,对《商检法》规定的可提起复议和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进行浅显探讨。     

权利救济在《商检法》中的体现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性,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尊重人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当事人救济权,是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本文结合《商检法》,立足法制的统一性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救济范围,对《商检法》规定的可提起复议和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进行浅显探讨。     

行政性失信惩戒程序规制的困境与纾解

行政性失信惩戒制度是社会信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信用体系目标和功能的关键手段。目前,行政性失信惩戒程序性法律供给不足,暴露出“一般失信行为”程序性规定缺失、失信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规定混乱及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对行政性失信惩戒行为进行程序规制具有限制行政权力、保障失信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价值内涵。在制度完善上,需要将“一般失信行为”纳入程序规制的范畴,赋予失信相对人知情权、行政抗辩权和获得听证权等程序性权利,拓宽失信相对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救济渠道,赋予失信相对人申请监督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