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农民昕得懂的话

只有说农民听得懂的话，才能真正找到答案。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将自己置于农民生存的环境之中，让自己成为农民中的一员，才能保证自己的背景、思想和行为逻辑同农民的一致性，才能真正收集到真实的信息，     

农业结构调整中农民有效参与分析——基于集体行为的视角

农业结构调整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农业结构调整本质是一个农民个体行动演变为集体行为的过程。本文在做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释农民参与农业结构调整的行为逻辑,分析影响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促进农民有效参与的思路。     

农业产业化中农民合作行为解构:逐利诉求与伦理结构的互嵌

伴随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格局成为趋势,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持续推动下,城乡间的社会联系与经济合作增多,以此为基础的农村人际交往模式与社会结构也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的熟人社会圈子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产业性质与乡俗性质共存的新型乡村社会关系。本文主要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合作行为进行经济与社会双重视角的解构。研究发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下的合作选择是综合性的,既有经济因素驱动下的主动行为(如契约和逐利),也有在传统社会要素潜移默化下的牵引与延续(如道德与面子)。通过对农民现实行为的学理剖析,从而积极探索现阶段农民合作行为的政策调适,在新型乡村社会关系这一新的历史场景中,剖析理解农民产业参与的内在机理和外部压力,进而优化农业产业链的平衡生态结构。     

农民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界定，重构了中国整个社会生活，在中国乡村，农村生产经营机制转变，政社合一的公社消失，村民自治确立，这些变化与乡镇工业化进程一起推进着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乡村政治社会化也由意识形态的纯政治化参与转为更多的利益型参与，农民的参与化程度普遍提高。农村的体制改革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农民社会分层、政治交往、政府与农民的相关性（政府职能）、发展模式、农村组织等方面引起深刻变化，这些改变着农民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源，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只有深入分析改革带来的这些因素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当今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而提出解决今后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     

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以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为例

[目的]为将分散的农民纳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现农村地区可持续环境管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方法]在梳理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运作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崇州市的调研数据,利用多项Logit模型,以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为例,对比分析个体与村域层面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农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认知型社会资本能够解释农民秸秆处理方式的差异。个体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农民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村域认知型社会资本的负向影响则不显著。就个体层面而言,制度信任、规范和亲环境价值观均显著促进农民采用秸秆资源化利用方式,而合作愿景的影响则显著为负。就村域层面而言,公共信任和亲环境价值观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秸秆还田行为,而规范的影响则显著为正。[结论]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农民秸秆处理方式的选择差异具有强大解释力,能够有助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缓解。     

资本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基于5省1599户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省、浙江省、江西省、湖北省和四川省5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资本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呈现出参与程度低且地域间差异显著的特点。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地域因素的基础上,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均显著地正向影响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社会资本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在特定性社会资本中,具有党员身份和村干部经历的农民,其社会治理参与程度更高;与村干部接触的频率越高、经常接触的村干部人数越多,农民的社会治理参与程度越高;而作为共通性社会资本,普遍信任较强,农民的其社会治理参与程度反而更低。     

主体认知、情境约束与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基于山东等5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村社会多元治理模式能否形成,农民的参与是其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山东、浙江、江西、湖北、四川5省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主要从主体认知与情境约束两个方面对农民参与社会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区域类型和个体农民基本人口学特征的情况下,主体认知因素中农民的民主意识、责任意识和治理方式认同感均对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情境因素中与村干部的接触频率、信息途径的直接程度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     

"六大体系"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云南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营主体、经营渠道和经营环境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初步形成了由政府各类服务部门、乡村集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个体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     

社会交往能促进土地流转吗?——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中介效应

利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于2021年2月～3月调查的1490位农民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显示: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总量供给不足、结构不优的问题;社会交往成本、社会交往对象、社会交往范围、社会交往感知均对土地流转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产前信息服务、产中机械服务、产后农产品加工服务与农产品监管服务对土地流转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农民享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社会交往形成的权力文化网络来分配,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社会交往与土地流转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社会交往背后附着的是土地流转信息与资源,体现农民关系型行为,农业社会化背后蕴含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体现农民理性经济人行为,农民土地流转行为是两者综合影响的结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成为集血缘、地缘、人情关系、市场理性于一体的关系市场。基于此,提出推动传统社会交往的现代化转换、做强做优农业社会化服务产品、建立农村土地流传市场平台、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的对策建议。     

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应如何开展

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国家重视，社会关注，农民欢迎。然而，对农民进行的教育培训工作有时却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农民自身的需要，主要的原因还是缺乏对农村社会现状和农业生产实际的深入研究，缺乏对农民个体的特点、意愿和要求的深入了解。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只有对农业、农村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农民之所需、所愿，充分熟悉现有政策，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按需培训，因地制宜，因人施教。     

"一人一票"决策制对我国农业合作组织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农业的超小规模经营性、兼业性和低效性,导致农民参与农业合作组织管理的动力不足;农民的小、贫、弱等特点也导致"一人一票"制的合作组织管理模式难以开展,即便开展其效率也很低;农村的社会特性和合作组织产生机制决定了农业合作组织难以真正实行"一人一票"制管理.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农业合作组织应当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管理运行模式.     

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再认识——辽宁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分析

1.人具有社会属性，并决定了人有归属感，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归于某个团体；但人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并得到社会的认同。尤其是社会风俗上，追求人的个性化、独特性，已经成为社会时尚。在这种社会风俗的变迁中，不可避免地对农民造成影响，使农民既有参加团体的愿望，也有靠个体努力实现个人价值的心理。由此，造成农民对是否加入专业合作组织持观望态度。据统计，到2005年，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民为44．68万人，虽比2004年增加了77％，但仅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1％，总量没有实现突破。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土地经济调查的证据

自2015年“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以来，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大幅上升，极大改变了农民行为方式和乡村治理格局。文章基于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使用扩展Probit回归、KHB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考察了互联网对不同类型农民的差别化效应。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促进农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且该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互联网通过认知引导和社会资本提升来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相对于其他中介变量，环境认知和社会规范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互联网对于普通农户分类行为的正向影响比干部户更强，对二兼农户的作用比一兼农户更大。因此，政府应重视互联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借助互联网的宣传和影响，引导农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实践。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职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大农民和农村各类组织的高度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节约农业资源、保护农村环境、创新和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效益、传承农村文化、促进农村文明进步、引导村庄治理、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等社会职能。这些职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职能的有效履行和充分发挥必将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服务

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在建设中要发展，必须要能够显示出其生命力，主动适应服务市场，不断激发服务体系活力，引导农民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保障农民生产经营的物质技术条件，使农业社会化体系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对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思考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指出,要“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供销社改革,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科技进步越来越重要。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又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基本保证。针对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政府对农技推广的支持,深化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改革,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形成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当前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     

对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的思考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指出,要“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供销社改革,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我国农业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科技进步越来越重要。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又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农业工业化、产业化、现代化的基本保证。针对我国现行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政府对农技推广的支持,深化农业技术推广机制改革,创新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形成社会化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以适应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发达国家农民教育的几种典型模式（三）

三、北美模式 北美模式是指适应以机械化耕作和规模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通过构建完善的、以农学院为主导的农业科教体系，实现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三者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农民培训模式。美国农民职业教育是北美模式的主要代表。     

我国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宏观调控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脑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根据人类活动环境影响及利用有限资源的新认识，提出改变全球社会经济行为的行动计划。其中心思想是通过改变发展与消费方式来提高生活质量。为此，提出了人类社会必须走资源、人口、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994年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是在世界人口不断增加、资源超量开发、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为寻求保护人类及其后代能够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与发展，保护资源的供需平衡及永续利用，维护环境的良性循环，而提出的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农业与农村发展模式。这 一模式是指在合理利用和维护资源与环境的基础上，将传统农业经验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生产足够的食物与纤维来满足人类对农产品的各种需求，并通过农工商一体化，进行商品化、专业化与社会化生产，从而促使农业与农村协调与稳定发展。     

农业技术家教推广模式探析

一、农业技术家教推广模式形成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实现以农业技术进步为内涵的农业增长和农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 ,原有的技术推广体系已经与当前形势要求很不适应 ,很难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就要求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模式 ,这种新模式应能体现农业发展目标、环境条件和农民需要的变化 ,以及推广理念和方法手段的更新 ,即新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形成的基本思想应能体现 :推广目标将由原来的追求产量的增加向农民收入增长转向 ,并逐步把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作为农业技术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