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农民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以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为例

造成落后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社会因素。单一的财政扶贫政策难以使农村落后地区脱贫,要消除贫困必须深入分析农村贫困的成因。基于权利贫困与能力贫困,剖析了湖北省鄂东北农村地区贫困的原因,分析了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与阶层固化、政府信任感的影响机理,提出了缓解、消除农村贫困的具体对策。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现象日渐严重,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趋势,在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已成为中国21世纪反贫困的新目标.造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极为复杂,重点从环境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贫困家庭与贫困者个人等方面深入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根源.     

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进展

农村贫困地理作为农村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成果对丰富农村贫困理论和制定农村扶贫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普查数据的完善、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应用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农村贫困地理研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新特征。通过梳理近20年来国外农村贫困研究文献,从地理学视角对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及存在性检验、地理因素对农村贫困形成的作用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及贫困地图的绘制、区域瞄准及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回顾和评述,总结出国外农村贫困地理研究的特点与发展方向,提出未来国内相关研究的若干主题。     

我国农村老年贫困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

文章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与反老年贫困的对策问题。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的变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发生了"断裂"。文章采取了过程与行动的分析框架,从过程的视角分析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多元成因,既有正式制度的缺失与排斥又有非正式网络的缺乏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原因,还有家庭与个人方面的原因。从行动的视角看反老年贫困的实践,提出了从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不同层面协调起来共同化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步入攻坚拔寨的决胜阶段,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日益凸显。与其他贫困群体相比较,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突出表现为地域、年龄与家庭差异等基本特征。与此同时,老年贫困的致贫因素复杂、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这些问题使得中国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与挑战,亟需寻求化解老年贫困的突破路径。据此认为,创新老年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拓宽老年贫困群体的增收渠道、提升农村养老保障的供给水平、夯实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以及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消除农村老年贫困的重要举措。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农村扶贫的推进也使得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城市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越来越严重.通过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发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导致贫困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作用,对消除贫困也有着重要意义.     

财政支出结构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过采用相对贫困指数测算法和GLS线性回归法对农村相对贫困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持续走高;而农村相对贫困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不强;劳动力价格差异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特别是加大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现状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城市贫困群体逐渐成为一个特定的阶层.如何缓解贫困群体的贫困状况,将其重新组织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不仅关系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影响到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在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对策.     

临海家庭贫困类型分析

在临海地区整体走向富裕的同时,部分临海家庭正挣扎在贫困线上。目前临海家庭贫困主要表现为认知观念性贫困、社会风险性贫困、临海社会转型性贫困、临海经济开发型贫困和家庭结构性贫困等五大类型。家庭贫困是家庭自身原因与社会原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消除、减少临海家庭贫困存在宏观的社会原因同时,更需要依据具体贫困家庭的具体贫困成因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村、贫困地区的小康,就不能完成我国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文章首先从有利于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四个方面分析了增强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对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然后通过分析产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党建扶贫四种方式在提升内生动力方面的有益探索以及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传统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资源未能有效挖掘盘活、先进生产组织方式尚未形成、农民职业素养普遍偏低、扶贫机制与贫困群众需求错位,进而从深化"三变"改革、培育多层次新型职业农民、选树典型、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村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的对策与建议。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贸易自由化影响农村贫困的路径与特征

城乡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最为显著,为此,我们运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农村贫困的路径和特征。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从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以及物价水平路径影响农村贫困。并且,贸易自由化和农村贫困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倒U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化初期,贸易自由化加重了农村贫困,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越过某一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农村减贫。因此,继续扩大自由贸易的层次与规模,是未来农村反贫困的一个政策选项。     

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

在中国 ,尽管农村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很少有研究对农村经济的动力源进行分析 ,而把公共投资作为农村发展和消除贫困的直接动力源的研究尤其缺乏。本文旨在弥补以前研究的空白 ,并指出各类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贫困减少和地区不均等的边际效应在各地区和各时期差别很大。根据实证结果和对历史上公共支出方式的分析可知 ,农村公共支出再分配可以带来很大的潜在收益。     

新时期我国农村人口贫困化问题研究

20世纪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快速下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村贫困问题并没有继续得到明显改善,农村贫困出现了新的特征。农村的贫困成因是多方面的,如资源禀赋不足、自然灾害、农民素质问题、国家扶贫力度不够等等。文章从客观因素、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化的原因,同时就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给出了较为科学的建议。     

农村公共工程的扶贫效益——基于联立方程的分析

个人和家庭特征对贫困的影响相对较小是中国农村贫困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针对公共利益的公共投资对消除贫困和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投资也需要讲究效益,本文在分析贫困者参与农村公共工程的成本收益和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的总方程式。农村公共工程的效益从成本收益上看,是由贫困者参与农村公共工程的收益和成本来决定的;从影响因素上看。农村公共工程扶贫效益是农村公共工程的目标选择、位置效应、时间效应、覆盖面、漏出效应、挤出效应、资金使用效率及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可以通过提高公共投资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强贫困人口的脱贫意识等途径提高农村公共工程的效益。     

反贫困与社会发展:关于农村扶贫开发的一个实证分析

;中国的贫困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村的贫困.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资料,从农民的生存状况和政策需求出发,探讨了农村贫困的原因、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期望,得出了农民迫切需要扶贫、扶贫需要注重开发、扶贫要顺应农民需求的结论.     

子女教育、代际支持与家庭贫困的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的分析,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生态扶贫与生态振兴有机衔接的实践基础及现实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实施的交汇期。生态环境保护是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也是乡村振兴的长远举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两者相互衔接的关键点。在生态扶贫过程中,通过设立公益性环境管护岗位、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力发展农村生态产业以及推进适度规模的种养循环,为生态振兴积累了经验并打下了基础。但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生态扶贫依然存在资金短缺、生态增收能力受限、扶贫开发缺乏生态考量等问题。因此,要明确政府、农村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生态扶贫和生态振兴的衔接中的各自责任,提升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