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程序性裁判的保障机制

刑事裁判当然包括实体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两者不可或缺且后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我国,正是由于刑事程序性裁判机制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程序性违法现象还是比较严重。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某种制度本身的借鉴引进可能并不见得就能真正解决问题,程序性裁判机制的有效运行还依赖于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司法体制、宪政制度等保障机制的完善。     

程序性辩护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程序性辩护是指通过指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的违法行为，请求法院对这种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进而宣告其违法和无效的辩护制度。即依刑事诉讼法，对司法机关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作出指控，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效抗辩，从而达到维护犯罪嫌疑人、辩护人合法权益的辩护目的。由此可见，程序性辩护表现为一种积极进攻的新型辩护形态，具有着鲜明的程序法制、司法民主和保障人权等特点。遗憾的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目前最为普适的程序性辩护形式只有两种，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本文仅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将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展开论述，通过对其新发展的阐述发现制度的不足，最后相应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略尽绵薄之力。     

再审补充性规则在我国确立的可行性分析

再审的补充性规则在域外诸多立法例中均有规定，我国对再审制度进行完善也应对其有益之处加以借鉴，引入再审补充性规则应注意在我国当前二审终审的制度模式下区分程序性事项和非程序性事项予以构建和完善。     

刑事再审制度比较研究

再审程序，在我国又称审判监督程序，是针对生效裁判的一种特殊救济程序。我国当前关于刑事再审制度的研究，有必要观察和借鉴其他国家关于刑事再审制度的一些经验和理论。该文分别从再审的启动主体、再审的理由、再审的管辖等方面比较中外再审制度各自的特点。通过比较认识到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不足之处，借鉴其他国家的诉讼制度以促进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背景

＂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民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审判中如何实现看的见的正义,自古以来都是人们热议话题,也是思想家们绞尽脑汁研究的话题。笔者认为,在当下国内司法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强、审判公开进一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在网上＂晒＂裁判文书为契机,对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本文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随机选取几个案件,对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不足进行论证分析,以寻求应对之策。     

会计电算化程序性知识教学改革探讨

地方院校会计电算化教学需从操作性、迁移性、灵活性、趣味性四方面来提高教学效果。会计电算化的教学内容是典型的程序性知识的教学,可参照程序性知识的"学习三阶段"来进行会计电算化的教学改革,如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步骤设计和不同教学阶段的教学方法的应用等。     

论证据交换制度

一、证据交换的主体 证据交换的主体是指谁来进行证据交换。证据交换是当事人之间相互探知、交换证据的内容，以便做出反驳、质证、辩论的程序性制度，因而参与证据交换的主体只能是双方当事人。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其只能居中裁判，处于中立的地位，不能参与证据的交换而成为证据交换的主体，但可主持证据交换的进行。当事人在进行证据交换时同时把已交换的证据交给法院，     

环境权的概念辨析

环境权是环境主体享有适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的法律权利。其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客体是整体的环境及其构成要素;其内容是指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其中程序性环境权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请求权等;其在性质上是一种宪法基本权利,具有宪法位阶,是第三代人权;环境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一项新兴的社会权,是社会国家理念在当代的新展开。     

诉讼文书送达制度论

作为一个程序性、技术性的问题，送达因其琐碎，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以及学术界都缺乏足够的关注。送达活动，作为诉讼程序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微观意义上，有着其独立的内在价值。本文正是基于送达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我国的诉讼文书送达制度为基点，比较研究法、德、美、意、日和我国的送达制度，之后着眼于我国现行送达制度，对其现状进行一番反思与送达难的原因剖析，论征分析了我国送达制度的重建与完善的举措。     

法律论证中的程序理性

传统裁判模式中的司法裁判往往表现为法律、事实、结论的三段论形式,但是司法过程远非如此简单,在开放性的司法裁判中,应当考虑法律论证合理性的问题,不仅考虑其实质合理性,还应当考虑其证立过程中的程序理性,作者通过哈贝马斯、阿列克西以及阿尔尼奥的程序理性理论阐述法律论证中的程序性规则及其重要性。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不足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特点是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是技术性不足与解释的多义性.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证据确实、充分,从现实司法情况看,真正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尺度难以界定.在诉讼活动中,不仅在实体上要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证明标准,在程序上也应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为证明标准,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     

刑事审判中的程序正义及其理性化功能

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程序尤其是程序的价值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在“人为”裁判中,程序则被人们用来限制和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提高裁判的可预测性,以及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等等,从而发挥着刑事裁判理性化的重要功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标准界定

<正>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刑事证明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需达到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     

我国商业秘密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浅析

我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基本框架已形成,立法上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已从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基本依据,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毕竟商业秘密的法律实践在我国时间还不长,商业秘密立法还存在法律制度尚不成体系、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过于原则、缺乏专门的程序性规范.     

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浅论

我国在诉讼上长期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均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具科学合理性。我国应根据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国外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形成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为基本原则,并辅以其他标准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对特殊救济程序与再审程序之诠释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再审程序人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再审程序反复启动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改革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设置再审不加刑的程序设计,在裁判的稳定性与真实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可更好的实现再审程序的设立目标。     

报关单修改、撤销需慎重

海关对报关单的修改和撤销有严格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定。详细了解这些规定，将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程序性权利保障中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界定研究

当前依法治校的关键在于加强校园法治建设,依法保护学生权益,其中合理把握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至关重要。基于当前高校学生程序性权利缺失和可操作性不强的现状,亟需建构以宪法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法律关系为主、民事法律关系为辅的多元化法律关系。     

国家赔偿不如司法严防——从刑法证据的标准中关注错案的发生

目前对于刑事错案造成的严重结果主要是通过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的方式来消除影响,这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事错案的发生除了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之外,也与当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无关系,尤其是对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理解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因此,预防错案的发生,必须从完善证据标准制度开始。     

“疑罪从无”原则的证据学之维

“疑罪从无”以人权维护理念为价值导向，从证据学维度，其本质是一项刑事证据规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宏观上表征一种“以人权为本”理念的刑事证明责任，同时，它在刑事证明活动的技术层面上，也面临一个证明标准的确定问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来审视“疑罪从无”原则的运作和“疑罪”的界定，以程序为依托，以证据为依据，才能引导法官“疑罪”心证的合理形成并导演一个“看得见的正义”的过程，为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宏观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