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比较研究

本文借鉴Jefferey Wurgler(1999)的相关理论,测算了2000—2009年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结果显示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平均为0.0606,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从产业和区域视角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与全国资本配置效率总体趋势大体相同,但存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东、中、西部的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梯度递增特征。     

涉海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基于弹性系数法测度模型,选取我国涉海企业网面板数据,研究产业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海洋产业总体资本配置效率在2014～2019年间为正,但是水平较低、且各时期波动较大。这主要是海洋产业基础薄弱、技术滞后、风险高以及政府干预等共同导致的结果。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来自重庆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年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为政策实践,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户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户籍制度改革破解了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性障碍,逐步消除了城镇工和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的户籍歧视,并有助于城乡居民获得均等化的社会福利待遇,因此,扭转了城乡居民收入失衡局面,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居民收入收敛的动态效果会逐渐增强。此外,城乡悬殊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差异是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农业资本配置效率与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利用1998—2012年我国31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整体处于无效状态,且表现出显著波动性;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呈中、东、西部梯度递减特征,农业经营条件好且农业投资机会成本较低的地区,农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省际差异,农业发展基础好、增长潜力大、特色农业发达的省际,农业资本配置效率高;市场化进程、二元结构、农业人力资本积累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农业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户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对农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负向影响。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资本配置效率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度了1981~2012年间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运用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分析了城乡资本配置情况及其变化趋势,并分阶段考察了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在30年间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而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在样本期内呈波动变化;1981~2003年,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对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资本存在从边际生产率高的农村地区向边际生产率低的城市地区非逐利流动的现象;2003年以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促进了城乡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城乡资本边际生产率差异缩小,给农村资本回流带来了显著的正效应,中国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     

如何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率

对于比较利益偏低、风险性较大、正外部效应大的农业而言,如何实现资本要素在农业产业的注入和积累,进而推动农业产业和经济有效发展,资本要素的有效配置是一个关键。资本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如何实现有效的配置,机会成本是考察的关键要素。通常资本配置是通过各类投资行为来完成的。在现实的农业产业部门中,投资主体大致分为农户、政府与其他投资主体三个板块。首先,政府的投入是政策性的投入,该类资本的逐利性非常小,不会面临多种选择决策的方案,只有用于投入农业产业这一唯一的选择,进而机会成本也不存在。非政府资本投入这部分的资本要素涉及的主体很多,但这类资本要素都凸显一个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如何影响经济效率？ ——来自浙江省“亩均论英雄”改革的经验证据

研究目的:以浙江省"亩均论英雄"土地配置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方法:合成控制法(SCM)、双重差分法(DID)。研究结果:(1)"亩均论英雄"改革推动了土地在企业间、产业间和区域间的优化配置,显著提升了地区经济效率,在考虑了一系列干扰因素后结果仍然稳健;(2)"亩均论英雄"改革通过规范土地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强化了资源配置优化的经济效应;(3)这项改革通过改善工业要素投入,尤其是工业用地的错配和扭曲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也有助于强化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但在短期内会造成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失衡。研究结论: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地方政府要减少直接干预,发挥土地市场的价格机制与竞争体制。     

绿色金融、要素配置效率与农民增收

把握数字经济时代机遇,促进农民高效增收。研究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绿色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显著提高农民收入,具体渠道是通过促进城乡之间的要素双向均衡流动,进而从继续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双向自主均衡流动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     

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经验证据: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

本文借助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和贫困程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而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增加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但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组边际贡献的差异证明其确实是拉大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对中高收入者作用更加显著,而物质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明显。通过加入经济合作组织或者有稳定的工作将非常有效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说明由于社会网络异质性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改善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     

金融体制的城乡分割与资本的反配置流动

新古典模型为理解城乡收入差异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即资本积累的差异,包括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依据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资本追求更高报酬的规律,资本应向农村地区流动.但事实上资本并没有流向农村地区,而是进一步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城市地区集中,资本报酬递增的技术特征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解释,但缺少经验支持,研究发现这种资本极化流动并不符合配置效率,那么导致城乡收八差距持续扩大的这种资本反配置流动的动因到底是什么?作者发现单一金融体制下融资市场的分割是其根本原因,农村地区信贷短缺、人力资本匮乏、外部投资预期收益率与实际收益率形成差异的循环机制,造成了资本反配置流动、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长期趋势.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对1987-2006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以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未发现类似现象;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U型关系均不成立.不同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取决于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内生动态系统的角度,采用PanelData的联立方程组模型,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估计。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和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呈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工业化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恶性循环关系,城市化与工业化没有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西部地区各省1978年～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由于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要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就需要鼓励农村内生金融健康发展,改变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建立城乡互惠的金融制度。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是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贫困测度标准。本文在系统分析贫困测度指标对扶贫政策取向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更加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针对这种变化，本文讨论了改善贫困状况的政策取向。     

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上海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2004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农户受教育水平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适当的工具变量并建立了一个两阶段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消除农村贫困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影响分析

1985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别在波动中呈扩大趋势,成为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的主体及其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1985～2004年,城乡收入差别对居民总收入差别的贡献平均达到56%,其变动对居民总收入差别变动的贡献平均达到85%,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成为缩小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的政策着力点.     

国家扶贫语境下的沿海贫困农村脱贫实证研究——以福建福鼎赤溪村为例

扶贫工作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政府走过了三个阶段的扶贫历程,并取得巨大的扶贫成果。福建省福鼎赤溪村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其在中国扶贫发展的第三阶段中,主动创造机会,抓住机遇,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国家扶贫语境下的沿海贫困农村脱贫成功的典型,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案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