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了禀赋代际差异的两代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消费方式,其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其最终归宿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路径分析

社会结构的变革、不同主体利益的分化给农村社会带来诸多问题,给农村社会管理提供巨大挑战。作为现行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乡政村治"模式弊端凸显,致使农村出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资源整合乏力、文化认同低下、群众参与不足等多种问题.为此,必须从管理主体、管理手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推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当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及其重构

家庭关系是否均衡、和谐,在农村不仅是个社会问题,关系到农村社会能否稳定,而且是个经济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能否迅速脱贫致富,关系到农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但当前我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仅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本文对当前农村家庭成员与青少年之间代际关系失衡的现象做了深入分析,剖析了失衡的成因及后果,并对如何重构和谐家庭代际关系提出了建议.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大量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代际差异。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信任会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2)社会信任会通过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影响代际职业流动;(3)当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增加时,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减弱。除此之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大量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代际差异。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信任会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2)社会信任会通过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影响代际职业流动;(3)当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增加时,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减弱。除此之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     

中国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状况及流动性趋势研究

户籍制度"松绑"之前,中国农村的家庭宗族网络一直承担着生产、分配和消费经济资源及负载着经济和社会地位提升的代际传递功能。对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转移的研究是探寻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探究核心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打破其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相捆绑的"富二代"、"农二代"等身份给其带来的分配不公现象。鉴于此,笔者基于CHNS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进行测度,发现其对下一代的收入有显著影响;家庭宗族网络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骤降"到"骤升"的变化态势。要进一步消除由于家庭宗族网络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不均等问题,应强化农村市场信贷机制及农村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及最低生活保障等的投入力度,让农村家庭的土地资本、人力资本等也能够参与分配,继续深化收入分配、遗产赠与及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研究

迁移具有促进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迁移效应以及传递机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迁移效应,随着迁移距离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其中迁移区位为本乡镇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低,迁移区位为市外省内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最高。同时,农民工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作用效果存在迁移异质性。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农村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提升劳动力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以阻断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代际低收入传递。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对此关注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作为个人嵌入的关系网络,是否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合农民工特征,将其社会资本划分为在农村先天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本和在城市后天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两维度,利用1 102份全国农民工调查问卷,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仅有婚姻一项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中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工友社会网络影响最大。此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具有代际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要求。研究揭示,构建农民工良好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参与式治理下的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研究

随着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凸显,为传统家庭稳定、社会伦理和法治社会建设带来严重影响。从参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提出解决农民工"临时夫妻"问题的路径。     

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稳定,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稳定压倒一切。"象我们衡水这类内陆欠发达地区,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中,重点是抓好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中,农村的稳定对全社会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区的发展。在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中,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农村稳定的形势也发生变化,如干群关系紧张,以报复为目的的案件增多;农民心理承受能力下降,群众性的集体上访事件     

农民工社会保护与市民化研究

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地生根"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命题。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了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项调查数据检验了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保护对其在城市中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在克服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等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显示,和其他因素相比,社会保护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城市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社会保护对农民工市民化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保护对弱势群体的市民化作用更为明显;在农民工群体内部,文化程度或者职业地位越低,社会保护对其市民化的作用越明显。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的重要症结应该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护的缺失,而农村社会保护因素的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或者在城乡之间进行往复式流动便成为部分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团结还是疏离:转型期的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基于全国农村地区微观数据的分析

为回应有关中国农村居民代际关系的争论,评估近年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2012年全国五省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这7年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相比于2006年,2012年农村居民三代间的情感互动频度上升,经济互动频度下降,而劳务支持呈现向子代倾斜的趋势。经济增长和农村新代际分工的形成是农村居民代际支持呈现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代际关系在未来农村家庭生活中能否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尚需做进一步的追踪和研究。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思考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群体,是生活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具有流动性强、收入微薄、福利待遇差、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等特点.当前,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是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解决农民工存在和发展问题的需要.本文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现状入手,指出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法》的内容设计,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相关配套措施.     

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

农民工永久迁移决策更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方言作为地域文化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研究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本文以落户意愿作为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以定居意愿作为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的指标,研究发现,方言距离无论对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还是对农民工事实性永久迁移意愿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方言距离通过阻碍农民工在流入地区的经济整合、社会参与、文化适应、身份认同4个层面的社会融入,降低其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表明,随着学历增加,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弱;方言距离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方言距离主要影响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推动就近就地城镇化可以避免方言距离在农民工永久迁移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结合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研,本文从就业和收入、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认知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分析

本文通过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特征分析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理性解读,引入农民工市民化"效益"要素,以调查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劳动力供需矛盾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社会分层视角下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分析

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有所差异。中上层农民工落户在大中城市的意愿最强,成本和代价并不高,中上层农民工在大城市落户问题是当前户籍问题的首要。底层农民工更倾向于定居中小城镇,他们对农村户籍所附加的土地、生育和社会文化因素的依赖性很强。发展中小城镇经济,为底层农民工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渐进式地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土地、生育等剥离是底层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