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对现代商业银行的激励

<正>晋商因创造了货通中外、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成为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枝璀璨奇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发展,只经营存放款而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的账局越来越不能满足当时中国工商业发展对大资本的需求,汇兑业务急需从     

Study on Governance Mechanism Comparing Shanxi Exchange Banks with the Modem Commercial Banks

从产权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组织架构三个方面对山西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的企业治理机制进行了比较,认为山西票号尊重股东、管理者、员工利益,以人为本,注重构建激励约束体系,强调总号对分号的控制力及各机构间的紧密联系和信息共享,对现代商业银行有一定借鉴意义。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分析——以山西票号为例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界称雄500多年,而票号又将其推向极致.山西票号作为典型的家族性企业,在其创业守业过程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山西票号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力图为解决当前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借鉴.     

山西票号的组织与管理制度及其启示

山西票号作为我国近代民营金融的主要组织形式,有着一套完备的制度设计和先进的经营理念.通过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比较,在组织制度与管理模式上,二者有很多共通之处,其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国现代民营金融借鉴与发扬.     

浅谈晋商票号与公司治理机制

通过对亚商票号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的分析,探讨晋商票号成败原因,结合现代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治理机构的探讨,提出公司治理结构好坏的标准应当是公司是否有效运行,也就是公司决策的科学有效,而不仅仅为制衡而制衡.为保证公司的运行有效,决策科学有效,公司的治理机制不仅应当符合公司内部环境,还应当符合公司外部环境,发挥外部运行机制的作用.     

山西票号的衰亡与金融危机的防范

山西票号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外国直接入侵诱发金融危机和新式金融对旧式金融的浸蚀两个方面。在现阶段,外国通过直接的战争形式诱发金融危机的方式已转变为间接的经济入侵,以史为镜我国规避金融危机的方式是完善金融制度和堵塞危机产生的通道。文章研究的结果对于中国的转型经济有现实意义。     

论山西票号人才选用机制中的诚信观

山西票号在晋商五百年的辉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票号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他们采取了‘诚商’培育,以信为本和避亲用乡,东掌互信的人才选拔机制,这一机制对于当代企业人才培养、市场经济运行甚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书信发微

[]山西票号书信是票号在具体的业务实践中产生的文献,目前留存的票号书信总量有数千封,分别被民间收藏家、私人博物馆、科研机构等收藏,且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整理。从票号书信的文本形式和内容可知,其具有专业性、规范性、民间性、私密性等特征。票号书信的海量信息,对于票号史、商业史、会计史、金融史、货币史、城市史、城市历史地理、交通史、邮政史、社会史等专题研究和本土化理论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要使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研究者首先要对其进行归户,在此基础上予以文献学整理和数字化处理。     

山西票号的规制研究——基于行会习惯法视角

山西票号的规制研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领域。在长期的商事活动中山西票号形成了一系列商事规制原则,包括针对票号的行业习惯法与行会习惯法。山西票号行会习惯法是在票号行业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虽然票号的行会习惯法形成以及成熟较晚,但对票号的发展却起过重要作用。从行会习惯法的产生及其基本内容的视角对山西票号的规制予以解读,并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基于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看山西票号的职员控制机制

有效地防范操作风险,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对员工进行积极而有效的管理。对于山西票号来说,他们成功运用选拔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训育机制等,使得员工和票号融为一个整体,增加了其凝聚力,从而创造更多的财富,对现代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很大的启示。     

刍议山西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环境

称雄中国金融业百年之久的山西票号具有一整套独到的经营管理制度,对现代商业银行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形成深受当时外部环境的影响,从票号经营管理制度形成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方面探究影响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核心因素,指出山西票号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基于当时外部的独特环境而形成的,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因而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一定的先进性。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研究

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按照“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初步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然而,现行治理结构仍然存在着缺陷：投资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此,必须优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即必须引入“金股”,构建多元化股权,激发投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经营的关注与监督;必须理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各方关系,确保分权制衡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实现效率和制衡的平衡。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沪深两市14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其2007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从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个维度对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ROA、NPL）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国家控股、股权集中度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公司治理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内部执行董事比例、高管薪酬与其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高管持股则和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商业银行相对风险比较研究——来自中国14家商业银行2001-2004年的经验证据

为寻找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运行中的薄弱环节,本文基于所构建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及风险比较模型,对中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1～2004年的相对风险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依照相对风险程度的高低,14家商业银行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及中国银行所构成,安全性较高;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广东发展银行则隶属于风险最高的第三层次,是中国银行业安全的薄弱环节.由于不良贷款率、盈利能力和资产的流动性比率是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状况的主要因素,因此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改善位于第三层次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是提高中国银行业整体安全性的关键,应该成为当前银行业改革的重点.     

中国商业银行规模、治理与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0年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中国商业银行规模、银行治理与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呈U形关系;银行治理水平与风险承担呈负向关系;大型商业银行治理引起的风险承担比股份制商业银行高。因此,必须适当限制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加强商业银行的安全网建设,加大对大型、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提高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测度分析——基于SFA技术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2年2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SFA技术实证分析了所选银行的经济效率值,选取的银行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地区性商业银行、农村和外资商业银行等类型。为考察所有制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以税前利润收入和贷款净额分别作为产出指标建立模型。并对低效率残差项的不同分布假设的精度进行比较,选出最优模型。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效率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所选银行中,外资银行效率水平最高,地区性商业银行效率值最分散,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较集中,普遍位于0.8左右,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最低。最后,针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特点,提出提高其效率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研究

以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利用2001--2012年的半年度数据,采用非平衡面板模型对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性质能够约束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高管人员薪酬越高时,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小;而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独立性等董事会治理因素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资产质量、资本和风险的我国银行规模经济测度研究

本文认为存款在我国银行经营中主要起投入要素的作用;资本结构、资产质量和风险对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效率的测度存在重大影响,并影响银行的排序;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业整体规模经济;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银行规模经济系数变化趋势呈平缓的"U"型。     

我国商业银行收益结构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商业银行收益结构转型是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经营的重要一环。文章应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构建超越对数产出距离函数,对我国12家代表性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进行分析,以此阐明收益结构转型与商业银行效率和生产效率指数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新形势下处理好支持经济发展、推动金融创新与提高银行竞争力和自身效率之间关系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