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区域差异及门槛特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程度都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区域层面来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区域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减缓贫困还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越过某一门槛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显著增加。     

基于产业结构的普惠金融减贫分析——基于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的重要国策,金融扶贫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且普惠扶贫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基于此,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测算了我国各个省级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通过非线性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产业结构门槛效应,并且随着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减弱;随着产业高级化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有所加强;普惠金融在空间层面上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本地区以及"邻近"地区的贫困减缓作用均显著。据此,论文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融合发展、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门槛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减贫效应

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减贫、振兴乡村产业、发展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滞后,与非民族地区差距显著,基本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区域性特征,且民族地区内部各省区亦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状态。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减贫存在门槛特征,民族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在跨越门槛前后均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特征。建议按照动态发展的原则,根据民族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阶段,采取相适应的措施并合理配置资源。     

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发展迅猛,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路径,其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选用2009—2018年各省农村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测算2009-2018年普惠金融指数,构建线性面板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且具有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收效果还会受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且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也不断深入,其增收及减贫的作用效果也逐渐凸显.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与启示——基于494户农户的微观调查

普惠金融在提高贫困人群收入,减少农村地区贫困方面被赋予较大期望。鉴于此,本文对湖南怀化市农村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获取了全市13个县(市、区)部分宏观数据与494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微观数据。基于此,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是农村地区减贫重要手段,普惠金融发展不足成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阻碍。最后,文章阐述了本次研究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减贫的启示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

基于2011—2018年间全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创业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促进作用是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且覆盖广度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带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其他两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水平、保险覆盖、传统金融、产业结构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而当人力资本跨越相应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随着门槛变量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选择2005-2013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矩估计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1)全国层面上,普惠金融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东、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3)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人的全面发展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反向抑制作用;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应根据区域差异因地制宜的提高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率,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基于湖南省湘西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普惠金融主要满足贫困、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需求,所以它的减贫效应被抱以很大的希冀。论文从微观层面出发,以湖南省连片贫困区湘西地区的30个县(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合适指标,测算其普惠金融指数,并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湘西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较低,但呈逐年增长趋势。且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1.341,减贫效应明显。根据以上研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结构偏差与农村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和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论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各类银行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减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饱和程度、减贫效应大小等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鼓励中小型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开发数字产品和线上业务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未来,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增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     

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收敛效应存在经济发展程度双重门槛。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强对甘肃省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应该运用多重手段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北大核心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普惠金融能否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普惠金融整体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及效果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共同富裕和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研究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并利用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门槛效应、消费拉动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业效应等,推动经济增长,缓解贫困,增加中等收入人群数量,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同时普惠金融通过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需提高,改善收入差距的能力还需强化。故论文建议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应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通过创新产品和业务、注重普惠保险业务的开展等措施,更好地服务弱势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