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是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贫困测度标准。本文在系统分析贫困测度指标对扶贫政策取向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更加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针对这种变化，本文讨论了改善贫困状况的政策取向。     

基于动态贫困理论视角的精准扶贫机制创新

本文基于新时期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利用动态贫困理论分析了精确瞄准贫困人口、精确帮扶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机制,提出针对不同贫困动态类型的贫困农户进行动态识别,为其提供相适宜的、精细化的帮扶政策;针对当前非贫困但贫困脆弱性较高的群体,应完善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机制,阻止其返贫;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追踪和退出机制,及时调整帮扶政策,在巩固扶贫成果的同时实现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发展和创新精准扶贫机制,按期实现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     

基于地缘性贫困的农村扶贫政策分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描述了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及其生计阻碍因素;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地缘性贫困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依循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贫困群体,以人力资源投资开发为扶贫开发的重心,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兵团农业科技扶贫现状分析与对策

兵团有62个贫困团场,贫困人口41万,经过10多年的扶贫攻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科技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部分,发挥了积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然而,由于体制、政策、机制、科技等因素,有些贫困团场脱贫后出现返贫现象。本文从兵团农业科技扶贫现状及兵团农业科技扶贫成效的制约因素分析,提出了提高兵团农业科技扶贫的对策及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目的]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以来,我国共减少贫困人口6 853万人。在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对比政策实施前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变化,对于揭示精准扶贫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的山西省为对象,基于2010—2017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后的统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不同贫困程度县(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结果]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主要为:贫困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非贫困县的3倍,而其中国家级贫困县的收入差距缩小幅度约为省级贫困县的2倍;共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对比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精准扶贫政策效果,揭示出如果忽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时间的变化,则会高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约1.5～4倍,再次证明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引入控制变量探讨政策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发现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人均农业产值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均土地状况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结论]精准扶贫政策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且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影响更明显。     

“过度兜底”源于“脱贫急躁症”

正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兜底工作是推进并落实健康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实施精准扶贫、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举措。最近有媒体调研发现,强有力的大病兜底政策切实降低了贫困人口的看病负担,很多贫困患者从中受益。但同时,个别并不充分具备条件的地方,"超能力"实施救助政策。过度兜底导致怪相频出,贫困患者住     

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

通过回顾农村贫困的变化阶段，本文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贫困分布由区域的、整体性的贫困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贫困人口的构成也以边缘化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扶贫政策也需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需要从瞄准区域的政策向瞄准个体的政策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重要。而本文的分析表明，更明确地细分贫困群体，集中使用扶贫资源是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农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与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分地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一般认为总体的经济增长对贫困的改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认为,一般的经济增长可能大幅度降低贫困发生率,但也可能导致剩余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更加恶化,而且这种可能的副作用会因地而异。本研究使用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作为测度贫困的三个指标,以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并按照农业资源禀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为特征选取两个样本,探索并验证农村地区人均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与贫困的三个指标变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扶贫政策取向的建议。     

新疆开发式扶贫的政策实践与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村实施了开发式扶贫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新疆实现了经济增长和贫困下降的双重任务。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新的时期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扶贫开发战略对减贫的影响作用有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没有与扶贫战略紧密配合,极端贫困人口仍有漏出,扶贫政策绩效没有达到预期理想效果。文章对新疆开发式扶贫战略实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反思,对今后新疆制定新的贫困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扶贫经济合作社小额扶贫贷款的运作方式与特点

一、扶贫经济合作社小额扶贫贷款的开展背景和发展现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有 10亿农村人口。由于历史原因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很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评 ,到 1978年我国农村仍有 2 5亿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为 3 0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农村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 ,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为减少。到 1985年 ,贫困人口下降为 1 2 5亿 ,减少了 50 %。但是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一些资源条件差 ,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为此 ,1986年国务院制订了专门的扶贫政策 ,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领导全国的扶贫工作。…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

关于贫困发生的原因，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已有文献在解释贫困广泛存在、贫困地区内存在富裕人口以及非贫困地区存在大量贫困人口等问题的能力有限。本文沿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通过分析贫困人口之间分工、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分工以及贫困地区参与国内分工，考察贫困形成机制，给出新的命题，并借此分析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绩效。     

贫困人口怎么实现精准退出——基于甘肃的调研

正调查发现,27%的脱贫户认为技能培训效果不大,56.67%的农户未将产业扶贫贷款真正用于发展产业,21.33%的受访者对脱贫奔小康信心不足,28.67%的脱贫户对贫困退出政策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精准扶贫作为我国现阶段扶贫攻坚工作的基本方略,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积极探索、创新和实践,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目前,每年都有许多贫困人口退出贫困,但如何确保贫困人口的精准     

旅游扶贫开发与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世界贫困国家之一,缓解和消除贫困是我国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历史任务。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关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实施以后,贫困人口逐年减少,但中国国际旅游扶贫中心的资料表明：截至2007年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有1,487万,低收入人口2,841万,扶贫任务仍旧十分艰巨。     

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探讨——以贵州省为例

为了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本文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利用Eviews 8.0软件建立VAR模型探究贵州省精准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贵州省全省公路通车里程、旅游业总收入、金融相关率以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会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但各个因素影响不尽相同,其中金融相关率的影响最大。因此本文建议将贵州省的精准扶贫工作重心放在金融精准扶贫上,并从贫困户、金融机构两个方面给出了一些金融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

[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解决相对贫困和区域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缓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对贫困的表征指标,对2006—2014年西北民族地区61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相对贫困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变迁整体效应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所有地区都表现出第二产业的不足或定位不高的现象,但是对于拉动整体经济和构建产业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大量从业人员仍然集中于第一产业。[结论]由于扶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贫困人口由第二产业发展的直接获益有限。贫困人口的主要获益方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配,所以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变动始终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应当加大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强扶贫对象和措施的精准性,着重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措施。     

我国农村贫困规模与空间分布特征探析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渐进式改革政策的实施,农村普遍性贫困得到根本性解决。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农村贫困呈现由面到点集聚并减少现象,贫困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贫困人口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较深,脱贫任务重、脱贫难度大。探析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状况及分布特征,深入分析致贫原因,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攻坚举措提供参考。     

ST-EP模式视域下的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以秦巴山区为研究对象

贫困作为一种状态,依靠贫困自身的努力是无法在短期内摆脱的生活困境。在实施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扶贫的目标定位于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发展。本文以ST-EP模式为研究理论前提,选取秦巴山区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企业、社区、贫困人口分析其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贫困是一个动态概念,笔者认为要促进贫困村落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必须要结合多方扶贫主体共同驱动,以扶贫为手段,以贫困人口的脱贫为目标,才能达到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贫困山区扶贫开发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基于河北省承德市的调查

十一五期间河北承德农村贫困山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产业结构单一、返贫问题等因素制约扶贫开发取得更大成果。通过产业化扶贫、科技化扶贫、劳动力转移扶贫等方式可有效消除制约因素影响,进一步巩固成果,促进农村社会进步。     

关注“三农”代表的呼声

杨才寿:为农村特困区域特困群众建立低保我建议,为农村特困区域特困群众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前20年的扶贫工作相比,我国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主要原因既不是这些贫困人口不艰苦奋斗,也不是国家扶贫政策、措施、资金不到位,而是这些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属生存型贫困、区域型贫困,其居住地自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