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探索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对巩固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从渗透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两个方面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以度量云南省各州市普惠金融水平,然后用面板模型对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联系展开实证探究。研究发现：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各州市间差距较大;整体上看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缓解贫困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可以加快完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机构种类等,以推动云南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攻坚工作的共同发展。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减缓贫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发展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完善,相比来看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除数字普惠金融外,教育水平、各省对外开放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对贫困减缓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多维减贫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0年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动态变化，系统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综合扩张指数和脱钩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成效显著，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单元多维减贫指数均值分别为0.134和0.186，经济减贫指数明显高于社会和生态减贫指数；（2)集中连片特困区建设用地扩张先缓后快，局部区域扩张迅速，但整体以相对稳定型扩张为主，2010—2020年扩张明显加快，缓变型和快变型呈现组团化分布；（3)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指数与建设用地扩张指数以较理想型的弱脱钩为主，强脱钩县域单元数量由2000—2010年的131个减少为2010—2020年的10个，与之对应的弱脱钩县域单元数量则由369个增加到486个，有效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研究结论：特困区减贫动态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密切关联，县域土地城镇化有助于增强特困区内生发展动力，后扶贫时期特困区需推进建设用地由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高质量发...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广西乡村振兴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广西为例,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析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广西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辽宁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辽宁省14个地级市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在其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看,使用深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鉴于此,提出辽宁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1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并且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农民增收。（2）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来看,均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覆盖广度最强、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3）从作用渠道来看,地区经济增长能够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3）从异质性检验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河西地区作用效果最强,陇南地区最弱。基于此,提出应加快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宣传教育等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财政和金融政策在扶贫中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382个贫困区县调查数据的PSTR分析

本文首先对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普惠金融减贫效果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分析了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减贫效应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382个国家贫困县2010-2015年调查数据,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质量等维度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采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精准扶贫背景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日本经验的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

农村普惠金融旨在建立一个包容且有效及全方位服务于农村居民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繁荣,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在国家政策及各涉农商业银行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涉农银行金融机构覆盖率不断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和差异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但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仍存在金融供给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以及金融机构难以盈利等问题。本文以日本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为例,通过对其普惠金融体系组成和模式的选择分析,提出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困境的解决策略。     

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探析——基于浙江省金融改革的思考

随着金融改革的日益推进,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成为当下金融改革的两大主要途径。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体系的构建。浙江省作为经济发达省份和极具创新活力的代表,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有关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的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金融改革现状,深入分析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高效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

目的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新的方向。方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抵抗能力、适应能力、变革能力3个维度出发构建粮食体系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粮食体系韧性水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当地及邻近地区的粮食体系韧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粮食体系韧性的提升;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影响差异显著,其中主销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粮食体系韧性的提升作用最大,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次之。结论 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金融素养,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数字技术,因地制宜发挥各产区优势,并加强地区间的相互合作。     

县域数字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和普惠特征研究——兼论与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

本文基于2014—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和江苏省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数据库,以江苏省43个县域为代表,构建县域数字金融发展评价体系,分析江苏省县域数字金融整体发展、地区差异与动态变化,并结合江苏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探究县域层面数字金融发展与传统金融的空间联系。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江苏省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近年来发展速度逐步放缓。从空间维度上看,江苏省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体现为苏南、苏中和苏北各地区之间的相对差异,但在时间维度上区域差异在不断缩小,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整体趋同,数字金融普惠特征不断凸显。进一步地,数字金融虽然作为一种革命性的金融创新,但其发展水平仍然与传统普惠金融发展密切相关。未来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选择是在提高县域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和缩小数字鸿沟的同时,继续加强传统金融基础建设,辅之以有效金融监管和政策引导,"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不断深化。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机遇分析

在对普惠金融概念简要介绍的基础上,从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村保险的开展、金融机构业务的创新、部分农村地区存在金融空白等方面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机遇,并提出了进一步开展金融创新、大力发展农村保险、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驻足农村金融市场,从而促进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等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再检验——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调节效应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分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与效果已得到学术共识,而关于两者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联合作用机理与效果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运用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1)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能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且对使用深度的强化效果最明显;(3)在各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数字信贷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的强化效果最为突出。因此,在借助数字技术赋予农户享有金融服务权利的同时,要格外重视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他们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获取能力与利用能力,更好地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