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项目管理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研究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核心涉及两个问题,即前期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构建与后期的营运管理。本文采用项目管理理论、方法,在调研、总结世界银行西部扶贫贷款项目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与管理的特征、原则和思路。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旨在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贫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以期准确估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方法]文章基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设置邻接、地理和经济3种空间权重矩阵,实证检验了2007—201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结果]（1）我国省域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均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在邻接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得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17%,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36%;在地理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323%,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了0.129%;在经济权重下,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每提高1%,将使该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315%,邻近地区的农村贫困降低0.192%。[结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利于本区域内的农村贫困减少,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来缓解相邻地区的农村贫困。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云南省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探索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对巩固云南省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从渗透度和资金使用情况两个方面构建普惠金融指数,以度量云南省各州市普惠金融水平,然后用面板模型对云南省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联系展开实证探究。研究发现：云南省普惠金融水平整体不高,且各州市间差距较大;整体上看普惠金融对云南省缓解贫困有着较为显著的正面影响。为此,可以加快完善金融机构建设、创新机构种类等,以推动云南普惠金融与巩固脱贫攻坚工作的共同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效应的分析

本文运用198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结构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正相关;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密度的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却与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投资负相关。经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包括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是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密度的Granger原因,方差分解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公正视野下的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探讨

当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这迫切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从战略高度、公正视野来思考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减缓贫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发展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完善,相比来看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除数字普惠金融外,教育水平、各省对外开放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对贫困减缓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策略思考

中共十六大以来,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特别是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通过确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目标,继而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分析: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制定农村科学发展规划;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明确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秉持主体收益原则,加快基础设施产权改革;完善社会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金支持发展。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省农村面貌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2006年全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度达到68．1％，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265元，均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浙江新农村建设之所以能取得较好成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来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多元参与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为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发展,在乡村地区开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企业、村民三方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对村民的引导、企业和村民的利益分配等问题。通过制度完善、资源分配、人才培养等方式能有效解决多方参与之间的矛盾,以促进农村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庄整治的需求分析——以江西为例

在2004年到2010年连续7个中央1号文件支农的政策背景下,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必须要从过去主要看重农产品供给、农民增收,转向更为重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问题.需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庄整治.文章具体从水利设施及饮水基础设施、交通设施、通讯设施、电力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村庄整治等方面探讨江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庄整治的需求.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迈出更大步伐

首先，财政性建设资金要向农村倾斜。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建设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总量要高于上年。各部门要相互配合，加大支农资金协调整合的力度，提高使用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各类金融机构也要调整信贷投放结构，切实改善金融服务，加强对“三农”的支持。     

江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当前江西农村基地设施薄弱的状况总体表现为:建设力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底子薄且投入不足,农村基础设施整体水平落后;相当一部分地方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电力、通讯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本设施及配套的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问题比较明显,等级化、现代化、综合化、系统化程度较低,抗御大灾大害的能力和对经济发展的承载力较弱.基于此,笔者详细分析了江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庄整治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得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庄整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各级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科学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完善之处、农村基础设施管理方面存在诸多矛盾、村庄内部分整治情况不尽如人意、农村一事一议工作开展困难重重,并在此基础上继而阐释其深层原因。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