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西部农村电信发展水平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本文对河南省109个县（市）农村电信发展指标以及当地相关经济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弹性分析。研究表明，农村电信发展水平与GDP、人均纯收入、人口和非农业产值比例等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影响农村电信业务总量的因素依次是人均纯收入、人口、GDP等，影响农村电话普及率的因素依次是人均纯收入、非农业产值比例等。中国电信市场发展不平衡，导致在城乡之间呈现二元结构的特征，农村电信市场发展对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依赖性较强。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外出务工促进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了吗——基于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非农就业的视角,采用2003—2011年河南、四川、安徽和江西四省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1752个农户共10356份样本,运用混合OLS回归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肉类消费的影响,以期为改善我国农村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提供具体建议。研究发现,(1)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显著影响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村家庭人均肉类消费明显高于无外出务工人员家庭;(2)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人均肉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与家庭常住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3)家庭人口结构对人均肉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肉类消费与家庭儿童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且与老人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外出就业明显促进了农村居民的肉类消费,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肉类消费具有明显的"利他主义"效应。     

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及演化的空间分布和原因分析

利用区位商的概念研究了17种农作物大类的空间分布和各地农业种植结构的演化,从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两方面解析了中国农业种植结构分布和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中国农业种植结构的空间分布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其分布的变化则主要是经济行为的结果;劳动力密集型的种植比重同人均土地资源的数量呈负相关,土地密集型的种植比重同人均土地资源的数量呈正相关;城镇化和人口发展决定了蔬菜生产的分布和变化,城镇化还影响着各地的复种指数的变化。提出政府应加强对各种农产品市场的状况分析和信息服务等对策。     

山东省休闲渔业区(点)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山东省159个休闲渔业区(点)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聚类和异常值分析等方法,借助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由此得到以下结论:休闲渔业区(点)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两大集聚区,不同的城市休闲渔业区(点)呈现出不同的分布类型特征;渔业资源和渔业文化保护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矛盾;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休闲渔业的市场主体和开发潜力,与休闲渔业区(点)的分布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交通条件与地区休闲渔业区(点)的数量呈现负相关关系,渔村往往地处与外界联系不便的地区;大部分休闲渔业区(点)集聚在景区周围,利用旅游景区的边缘效应与旅游资源互补作用。以上结论对当前优化山东省休闲渔业空间发展格局,指导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分析其时空变化,再利用GDP和人均GDP等数据探明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和耦合关系。[方法]文章利用人均最小耕地面积公式计算耕地压力指数的变化,利用地理联系率、重心模型等方法拟合了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重心与GDP重心、人均GDP重心演变轨迹,进而测算其地理集中度和耦合指数,分析耕地压力和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类型。[结果](1)1978~2014年间河北省耕地压力指数从1.16震荡下降至0.91,期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14年GDP达2.942 12万亿元。(2)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2010年耕地压力指数与GDP、人均GDP的地理联系率均超过95,三者的重心移动轨迹保持较高的一致性。[结论]河北省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明显,耦合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演变,越来越多地级市的耕地压力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指数逐渐趋近于1。     

耕地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1999—2016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耕地资源与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证明了耕地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教育投入和技术创新都是耕地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在这4个因素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尤其重要。耕地资源通过挤出人力资本而间接抑制了经济增长。     

基于STIRPAT模型的农牧交错带草地面积变化影响因素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

[目的]农牧交错带是我国草地面积减少最为严重的区域,草地面积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文章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研究区,对影响该区域草地面积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盐池县草地资源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基于STIRPAT模型,该文选取1995~2014年盐池县草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城镇化率、人均GDP及第三产业比例等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草地面积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1995~2014年盐池县草地面积呈波动减少趋势;在影响草地面积变化的因素中,人口是影响盐池县草地面积减少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是影响盐池县草地面积减少的另一重要因素,人均GDP对草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第三产业能有效减缓草地面积的减少;所得STIRPAT模型的ln~2A项系数为-0.001 3,表明盐池县经济发展与草地面积变化之间有可能存在类似环境Kuznets曲线的关系,但未出现拐点,而弹性系数增加值(ΔEE)的绝对值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盐池县草地面积有可能进一步减少,未来盐池县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严峻。[结论]研究揭示了人口、城镇化及人均GDP增加引起盐池县草地面积减少,第三产业比例提高引起盐池县草地面积增加的规律,分析了各影响因子对农牧交错带草地面积变化的影响机理及程度。     

基于洛伦茨曲线及景观格局指数的江汉平原地区耕地利用分区研究

本研究借助经济学洛伦茨曲线与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数结合分析江汉平原地区的耕地资源数量分布差异与耕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同时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被用于研究影响耕地分布与景观格局差异的影响因子,最后将耕地区位熵与景观指数结合构建平原区耕地利用分区指标体系。结果显示:(1)耕地在研究区域的总体分布非常平均,但水浇地与旱地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7、0.54,说明其分布差距较大,其中主要影响水浇地分布的因子是沟渠密度、水工建筑面积比例。(2)区域内耕地利用景观格局差异性明显,主要影响因子有农村道路建设密度、农业从业人口、农村人均收入、人均GDP等。(3)江汉平原被划分为6个耕地利用区,各分区特征显著。     

辽宁省用水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向不同地区制定切合实际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利用辽宁省14个城市1999-2005年的用水效率数据,以用水效率为因变量,对影响用水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城市用水效率差异的主要因素中,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与用水效率呈正相关,而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生活用水量与用水效率呈负相关;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来说,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虽略有不同,但人均GDP是它们共同的影响因素,说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地区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有重要作用。     

建设用地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建设用地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方法:基于随机形式的环境影响对人口、人均GDP和建设用地回归分析的STIRPAT模型方法。研究结果:测算1997—2007年分省碳排放量,分析1997—2007年碳排放对人口、人均GDP和建设用地的弹性系数。研究结论:人口、人均GDP和建设用地扩张是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建设用地扩张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直接体现,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可起到抑制或缓解碳排放影响的作用。     

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目的]严守耕地红线、合理利用和保护耕地资源,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法]文章采用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压力指数模型,分析了2007—2016年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时序变化特征,引入重心转移模型和变异系数,探究耕地压力重心的空间分布及迁移特征,并基于粮食生产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双重视角,选取10个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影响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2007—2016年中原经济区耕地压力指数呈现阶段性特征,总体处于波动递减的趋势,各地级市耕地压力离散程度和空间差异不断拉大,空间分布不均衡,东西分化趋势显著;耕地压力重心从西北向东南方向迁移,在郑州市区域移动;选取的影响因素指标对耕地压力变化均有影响,关联度大小依次为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化肥投入灌溉水平复种指数粮食单产量耕地质量人均耕地面积。[结论]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影响显著,是影响耕地压力变动的主导因素。     

江苏能越过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吗?——基于江苏碳排放的二阶段因素分解模型分析

对江苏省能源消耗的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分析了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的关系,并对江苏省碳排放进行了二阶段因素分解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拐点,经济发展是带动江苏省人均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效率对抑制江苏人均碳排放增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贡献份额都呈现"倒U型"曲线。江苏能否顺利越过该拐点,则取决于包括加大转型升级力度等一揽子政策的实施。     

人口规模、经济增长、资源禀赋与虚拟土地进口

[目的]分析虚拟土地进口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我国合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以1992~2014年的经验数据为依据,建立VAR模型,对我国人口规模、经济增长、资源禀赋与虚拟土地进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人口规模增长、经济发展以及人均耕地锐减是我国虚拟土地进口持续增长的驱动因素,三者对虚拟土地进口增长的驱动作用持续时间较长,且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对虚拟土地进口的贡献呈不断增强趋势,但人均GDP对虚拟土地进口的贡献呈不断下降趋势。[结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虽然我国人口和人均GDP将继续保持双增长,但对促进虚拟土地进口增长的贡献较小,而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对虚拟土地进口增长的贡献作用大,且贡献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耕地资源紧缺将成为我国虚拟土地进口不断攀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当前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下,保障耕地资源数量和质量、优化耕地资源空间配置、合理进口非粮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大力支持农业"走出去"等虚拟土地战略措施需要积极落实执行。     

西北生态脆弱区城市土地生态安全时序性评价——以兰州市为例

为研究西北生态脆弱区城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及动态演变趋势,文章借助三角模型从经济持续性、社会和谐性、生态合理性三方面选取19项指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以兰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持续性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非社会和谐性指数和非生态合理性指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土地生态安全状态由不安全状态(2008—2015)向弱安全状态(2016—2018)转变;土地生态安全趋势呈现很安全—一般安全—很安全的波动发展趋势。(3)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GDP、城市绿地面积、工业三废的治理是影响城市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4)兰州市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年变好,并朝好的趋势发展。     

合理增加土地投能 提高土地人口承载量——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生产为例探讨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我国耕地少,人口多。人均耕地数量仅为世界人均数量的1/3,而且人均占有耕地呈下降趋势,短期内不可能回升。因此,我国土地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已发展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     

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以衡阳市为例

为促进衡阳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对衡阳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以衡阳市2004-2016年人均GDP为经济指标,以废水排放总量,废气排放总量,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为环境指标。结果表明:衡阳市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未呈现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及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EKC曲线表现为倒"N"型的三次曲线特征,且均已通过倒"N"型的峰值,说明衡阳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人均GDP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呈现较弱的"S"型,无明显峰值和拐点,且呈现上升趋势,说明衡阳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增长趋势。结合衡阳市实际,提出促进衡阳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城镇化视角下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改进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城镇化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各省份以城镇化程度和碳排放水平分为六类地区,采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研究2000-2014年间人口因素与碳排放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人均GDP、能源强度和碳排放成正相关,而不同地区人口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其中,高碳排放低度城镇化地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与碳排放关系最大,而其余五类地区则是人口规模与碳排放的关系最大。最后,本研究针对每类地区的各自特点给出了相应环境质量改善的建议。     

淮河流域的工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再检验——来自2005—2014年安徽省地级市面板数据

基于2005—2014年淮河流域安徽段8个地级市工业环境与经济相关统计数据,通过非参数Kernel函数估计描绘该区域人均GDP和工业污染排放物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而构建淮河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考察淮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上升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地区之间差距拉大,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和人均工业废气排放的核密度估计分布图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呈现线性关系,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均表现出正“U”型二次曲线关系,与典型的EKC曲线特征不是完全符合,安徽淮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随经济发展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阶段。     

基于GIS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2007—2015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的人口数量时空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和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为经济区人口政策、产业布局、城市规划等方面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采用城市首位度、人口不均衡指数和GIS手段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1）2007—2015年,经济区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幅逐年降低,但人口总数仍保持稳定增长; 西安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集聚效应不断增强。（2）经济区人口不均衡指数连年上升,人口分布呈现不均衡化发展,相对东部沿海地区,较高的人口不均衡指数表明其人口分布不均较为显著。（3）经济区人口密度低值区集中分布在秦岭北麓、渭北旱塬沟壑区和秦岭南麓; 人口密度高值区与人口分布热点区都集中分布在以西安、咸阳为中心的大城市; 人口密度分布等级除西安变化明显外,其余各市均保持稳定,但各等级人口密度值均发生变化,如西安市单位面积内人口数量逐年增加。（4）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区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结论］经济区在未来发展中,不仅要考虑区域内人口流动情况,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因素,还要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水平,不断促进区域人口分布的均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