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下我国金融支持脱贫攻坚实践及理论贡献

文章介绍分析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社会不平等理论、人力资本论、贫困文化论等反贫困理论及贫困成因,指出并反证了传统西方经济学在治理贫困方面的缺陷,从我国金融精准扶贫的战略布局、金融精准扶贫的实践及成效等角度总结了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实践对世界减贫实践和理论的贡献,并得出政府统筹是我国金融精准扶贫最大的特点、理论创新突出我国金融精准扶贫的最大贡献等结论。     

解决西部农村贫困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务之及就是解决农村剩余贫困的问题,关键是是解决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把反贫困任务放在重要位置。只有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立足金融互惠功能推进反贫困金融发展

一、贫困问题与反贫困金融贫困与反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的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促进的法律问题研究

当下,普惠金融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然而,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问题具有特殊性。本文以普惠金融为视角,探讨西部欠发达地区贫困根源与农村信贷金融建设中的法制问题,试图从系统性制度设计的角度,基于贫困的性质与根源来深入分析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现状与金融结构,为反贫困制度设计提供参考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系统性框架制度。     

不同国度下的相同取向——部分发展中国家扶贫政策措施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可说是任重道远.在这方面,世界上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论内蒙古农牧区生态安全、生态贫困与生态型反贫困特区建设——兼论社会政策在农牧区反贫困中的作用

本文结合内蒙古农牧区的实际,对解决生态贫困、实现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即率先提出“生态型反贫困特区建设”;对生态贫困、生态型反贫困特区的内涵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型反贫困特区建设的主要方式,探讨了生态型反贫困特区建设中的社会政策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发展国家内部各地区也出现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产生较为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失业等诸多因素的存在,使贫困问题十分严峻。贫困问题已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的最大问题。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反而遭受了贫困、社会动荡和经济金融危机等等。本文将以两大发展中国家——印度,对其反贫困战略的思考找出其在反贫困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找到制定反贫困政策、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并进一步指出反贫困工作的战略启示。     

财政扶贫任重道远--财政扶贫工作值得继续探讨的几个问题

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历来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有教解决的社会经济综合问题，是一项涉及范围广、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自从1980年国家设立扶贫资金的25年来，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80年到2003年，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2900万，绝对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3％，已基本解决了我国农村人口从19世纪末队来近百年来都没有解决的整体贫困问题。我国政府已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不会变，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开发大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我们要用10年时间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贫困文化环境下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研究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依然以城乡二元体制为路径选择,城乡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结构失衡,给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不安定因素,回归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成为时代的强烈声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农村由于处在经济贫困与贫困文化两大因素的困扰下,使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履维艰,而其中农村的贫困文化更是起着根源性的作用,如何破解农村的贫困文化对农村的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作用,将是本文所要思考的问题。     

完善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对策研究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新时期,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加快贫困人口的脱贫步伐,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基于资本缺失的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对农村贫困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能为反贫事业提供有效思路。资本缺失是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成因;农民的物质、人文和社会关系资本缺失造成部分农民贫困,并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因此,当前政府的工作重心要向"三农"倾斜,并坚持城乡同时发展。要转变观念构筑全面经济发展平台,注重发展质量、扩大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以尽快减少和逐步消除农村贫困。     

东南亚国家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的比较与启示

贫困是阻碍发展和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金融扶贫是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借助金融扶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反贫困方法。本文考察了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印度、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状况,对各国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的共性和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各国农村扶贫信贷制度建设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农村扶贫信贷制度给出了有关创新的政策启示。     

财政教育支出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网络空间结构的分析

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出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财政教育支出对农村减贫的空间关联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空间关联上呈现出复杂、多线程的网络结构;区域间财政教育支出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与农村贫困联动矩阵呈现显著负相关,区域间技术发展水平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农村贫困联动矩阵呈现显著正相关。加强我国农村贫困的治理,需要考虑财政教育支出的空间关联作用,实施定向的、梯度推进的区域协同策略。     

社会质量理论指导下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发展研究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新阶段,面临新的挑战,发展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势在必行。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其核心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团结、社会融合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借鉴其合理内核,包括：建立健全农村就业和社会保障网络、完善监督评估机制、改变贫困治理方式、以增权理念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以推进我国农村扶贫事业的进程,真正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人们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的美好新局面。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事业发展的历程、现状与政策取向研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对这一弱势群体给予特定制度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是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责任。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除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外,一直是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占主导地位。当前,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转换和社会变革进程加快,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导致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本文在总结分析传统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情况,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从“厘定职责,强化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立足实际,大力推进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着眼长远,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衔接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三方面入手构建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农业增长对降低农村贫困真的更重要吗?——对世界银行观点的反思

世界银行认为,相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增长,农业增长对农村贫困的降低更重要,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观点。本文认为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经验在于:中国先采取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了工业化和实现经济的腾飞,非农部门的壮大使得贫困农户有机会进入到非农业部门就业或从事非农业生产,这才是中国降低农村贫困的重要力量;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附值和净利润较低的农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和降低农村贫困未必是一个好策略。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基于Logistic回归的陕西农村家庭致贫因素分析

贫困的发生是制度、环境、文化、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个因素综合循环作用的结果。陕西省是我国农村贫困最集中的省区之一。为使农村摆脱贫困落后面貌,提出切实可行的反贫困措施,科学揭示农村家庭致贫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以国家级贫困县——陕西省淳化县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运用logistic回归,从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政策四个层面分析了陕西农村家庭的致贫因素,并提出了相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