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社会网络与农村家庭正规借贷--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

解决好农村家庭贷款难问题是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关键。基于中国农村家庭追踪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非农就业与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影响,探讨了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同时考虑了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务工型”非农就业抑制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中部抑制作用最强;“创业型”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东部和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正规借贷,且西部促进作用更强;社会网络显著增强了“创业型”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正规借贷的促进作用,且西部作用更强。据此,在制定农村金融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非农就业的异质性、社会网络的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的地区异质性以及如何激发正规借贷需求。     

民间借贷、农村家庭创业与收入增长——基于CHARLS微观数据

本文从微观视角出发阐述了民间借贷通过影响农村家庭创业行为进而提高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机制,并使用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表明:民间借贷和农村创业行为对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民间借贷通过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国农村非正规借贷状况分析

本文运用全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资料汇编和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对中国农村非正规借贷状况恶量和收支构成进行了统计分析,表明农村非正规借贷随着农户家庭收支的增加而增加。非正规借贷主要以有息借款为主,其中一半用于生活消费,一半用于生产消费。从地区来看,非正规借贷在我国东部地区比较活跃。     

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社会网络得分，通过Logit和Tobit模型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以及借贷金额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村地区的借贷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网络在农户的借贷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非正规金融借贷，社会网络对正规金融借贷行为的影响表现更为突出。     

中国家庭借贷需求与借贷渠道的偏好分析——基于亲缘关系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文实证分析亲缘关系对中国居民家庭借贷需求与借贷渠道偏好的影响.研究表明,以户主直系兄弟姐妹数量为代理变量的亲缘关系对家庭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缘关系强(即兄弟姐妹个数多)的家庭更倾向于关系型借贷;亲缘关系弱的家庭更倾向于银行等机构为主的非关系型借贷;亲缘关系强的家庭因教育的摊薄效应和相对更低的学历水平,难取得非关系型借贷优势,从而产生更多关系型借贷.     

中国家庭借贷需求与借贷渠道的偏好分析——基于亲缘关系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文实证分析亲缘关系对中国居民家庭借贷需求与借贷渠道偏好的影响.研究表明,以户主直系兄弟姐妹数量为代理变量的亲缘关系对家庭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缘关系强(即兄弟姐妹个数多)的家庭更倾向于关系型借贷;亲缘关系弱的家庭更倾向于银行等机构为主的非关系型借贷;亲缘关系强的家庭因教育的摊薄效应和相对更低的学历水平,难取得非关系型借贷优势,从而产生更多关系型借贷.     

数字鸿沟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研究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数字鸿沟使得收入不平等水平显著上升。相较于数字接入鸿沟,数字使用鸿沟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更大程度上抑制低收入组家庭创业及农村家庭非农就业,加剧收入不平等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鸿沟对于相对弱势群体如低教育水平家庭、低社会网络家庭的收入水平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鸿沟的影响提供了新证据,为采取措施缩小中国家庭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农户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借贷偏好——基于CFPS的微观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3898户农户的数据,运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社会资本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农村地区农户借贷偏好的影响,为从供给侧角度改善农村金融供给提供了证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整体更偏好于非正规金融机构,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显著增强了农户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偏好,社会资本不仅降低了农户对银行等正规机构的借贷偏好,而且削弱了收入差距扩大情况下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偏好。     

当前农户借贷需求特征变化之分析

农户未来借贷需求状况是过去的借贷经验、现有及未来家庭经济状况、农村借贷市场状况的综合反映,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机构开发农村金融市场,不仅需要了解农户的已发生借贷行为,更需要把握反映农户预期的借贷意愿变化状况。本文通过对山东省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山东省农户未来借贷需求变化的特征主要有：农户对未来借贷资金使用意愿的变化导致农户未来借贷意愿显著下降;农村信贷政策区域化特征形成了农户未来融资次序表现为亲戚、正规金融机构、朋友;农户的融资次序存在路径依赖现象。     

金融素养、风险偏好与农户家庭借贷行为——基于湖南和福建两省农户调研

文章基于湖南和福建2省4市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来测度农户金融素养水平,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对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农户金融素养处于较低水平,且对农户家庭正规信贷偏好和借贷可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民间借贷偏好和借贷可得性有显著抑制作用;（2）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改变农户风险偏好来影响家庭借贷行为。根据结论提出加强农户金融教育、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等对策建议。     

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对县域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农民非农就业是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保障。作为县域资金供给的主力军,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革会对县域非农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全国982个县域农信系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面板数据,利用农村信用社（以下称“农信社”）改制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称“农商行”）这一准自然实验,建立渐进DID模型,探究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对县域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通过增加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与扩大部门间劳动力报酬相对差异的“拉力”,以及农业部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推力”,对县域内非农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信贷规模与信贷结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对非农就业的促进效果在非粮食主产区、农业规模化生产水平高的地区和创业活跃度水平高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收入结构、投资驱动与农户借贷规模

基于河南郑州、濮阳和南阳等地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借贷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不同投资倾向的农户进行了差异性研究。研究发现:河南省农户借贷规模偏小,家庭土地资产、投资意愿对农户借贷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借贷规模呈现负向影响,原因与农业比较收益偏低、农户自身投资意向及金融机构借贷意愿不强烈密切相关。分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借贷用途、农户收入占比对进取型农户与保守型农户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取型农户能获得较高规模的生产性和生活性借贷,而保守型农户仅能获得较高借贷规模的生产性借贷。基于此,从分类引导农户、激发农户内在动力、增强自我投资意识、加快农村地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等角度提出助推传统农区产业升级、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变迁与家庭借贷行为——基于城乡对比的视角

在中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家庭的社会网络也经历着从以血缘、宗缘为主的"强关系"到以友缘、业缘为主的"弱关系"的变迁。论文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删截回归模型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城乡对比,探讨了社会网络变迁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家庭的社会网络变迁趋势,能显著提升家庭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偏好,从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

为了实现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和谐稳定发展,论文以民间借贷市场为视角,立足于家庭资产方,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家庭资金借出行为,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进而促进了农村家庭资金借出行为。同时,研究还发现,社会网络越强的农村家庭,外出务工经历对其资金借出的影响越强。第三,异质性结果表明,外出务工时不同的工作类型对其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不同,其中在外务工为打零工和合同工时具有显著影响,在外务工为创业时,其结果不显著。农村家庭金融可得性和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削减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论文研究首次探究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资金借出的影响,对构建农村金融体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政策启示。     

民间借贷是否具备增收效应?——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在金融抑制背景下,农村家庭面临融资难的困境。在该背景下,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民间借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民间借贷对农村家庭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借贷的重视程度,缓解农村融资压力。     

社会资本、金融素养与农户借贷行为——基于CHFS2015年数据的实证

论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以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t模型和负二项模型研究社会资本、金融素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对农户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存在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而金融素养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资本与金融素养对农户借贷行为的交互作用并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转移性收支、个人声望和对家庭的重视程度与金融素养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于农户向非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行为,社会资本和金融素养仍对其有正向影响,只是社会资本影响不显著,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除对60岁以上年龄段农户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影响为负,对不同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均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对东部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非正规借贷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青海省农牧区居民借贷行为调查

基于青海省农牧区居民金融行为的调查数据,研究青海省农牧区居民借贷行为以及选择借贷渠道的影响因素。首先根据问卷收集结果进行描述和信度、效度检验;其次将受访农牧区居民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农牧区居民外部借贷环境作为影响因素对其借贷行为进行相关性检验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总结并且提出针对性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实现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改善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利用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其三个二级指标均能够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并可通过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中部地区与高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强。     

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分析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应用。论文基于对2019年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当前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主要以数字支付为主;阻碍农户使用数字金融的主要原因是对数字金融缺乏了解以及没有相应知识和技能;男性、年龄相对较小、受正规教育年限长、家庭年收入高、农业收入占比低、拥有非农社交圈、拥有自用汽车、风险承受能力强的农户更倾向于使用数字金融。其中,年龄在49～54岁、接受正规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受访者对数字金融使用边际效应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家庭年收入对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的边际效应呈"N"型曲线变动;家中有人当教师或医生、在县乡村当干部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具有积极影响,而在本地或外地企业长期就业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政策制定以及针对不同农户群体数字金融使用的精准施策提供依据。     

从需求视角看我国农村金融建设

在将农户定位为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基础上,分析了小农经济环境、非农收入增加、地区间收入水平差异、借贷交易成本等引致的农村金融需求特点,并提出加强对有效农村金融需求的培育;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同时拓宽支农范畴;因地制宜地安排农村金融制度,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