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与类型甄别——基于结构式引力模型的系统GMM估计

文章根据2005~2013年中国能源对外投资与能源进出口贸易数据,构造结构式水平型与垂直型投资引力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实证检验了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口贸易效应,并依据模型假设对能源投资的类型予以甄别。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能源进口贸易,且贸易量与中国及贸易伙伴国的GDP显著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显著负相关,与双边GDP之和(市场支付能力)弱负相关,与相对要素禀赋显著正相关;中国对高收入国家进行能源直接投资产生负向进口贸易效应即替代关系,而对非高收入国家产生正向进口贸易效应即互补关系;整体上中国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垂直分割生产型投资,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的能源直接投资显著为垂直型投资,对非高收入国家则兼有水平型和垂直型投资特征。     

中国OFDI与能源进口贸易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贸易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能源进口的关系。结果表明,OFDI与能源进口之间存在双向替代关系,并且OFDI对能源进口的替代作用相对较大。此外,对东盟国家样本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空间竞争效应显著,OFDI与能源进口表现为互补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

在分析2003-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把我国对外贸易伙伴国分为市场占有型和资源寻求型两类,来验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实证表明,投资市场占有型国家对出口贸易的拉动效应大于资源寻求型国家,投资资源寻求型国家对进口贸易的拉动效应大于市场占有型国家。     

东亚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东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垂直型分工格局,也对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通过其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等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     

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我国采矿业战略资源的角度出发,分析能源消费总量、能源进口量及东道国国民收入对我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得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东道国国民收入与其正相关,其中东道国国民收入影响最大,同时能源进口量与其负相关,说明我国采矿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而非贸易互补型.     

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中国O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机制,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跨国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能够产生明显的创造效应,且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按照投资动机划分的经济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融合发展态势。文章从理论上构建了要素禀赋差异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为例实证研究了要素禀赋差异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要素数量增加时,企业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出口,而低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时,企业将选择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加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中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倾向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但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强。     

要素禀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理论模型及实证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呈融合发展态势。文章从理论上构建了要素禀赋差异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并以中国为例实证研究了要素禀赋差异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资本和高技能劳动要素数量增加时,企业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而减少出口,而低技能劳动要素丰裕时,企业将选择减少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加出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时,中国企业更趋向于选择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反之,则倾向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相对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当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弱,甚至会起到抑制作用,但对滞后一期的出口创造效应较强。     

中国TS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水平提升影响程度研究——基于溢出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视角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SFDI)是一国利用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本国技术进步的有效路径,在推进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此文章以1985~2015年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甄别为基础研究了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即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将引致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086%,效应程度不及国内研发和进口贸易;此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还受到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等因素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影响的实证分析

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降低中国水足迹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利用Sys-GMM法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水足迹的影响。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中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经济规模效应、出口增长效应、环境污染效应和国内投资效应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通过技术进步效应、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后两者降低作用不显著。分类型而言,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顺梯度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水足迹,逆梯度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水足迹。文章还发现,经济规模、水资源禀赋、城镇化水平、进出口贸易和气候因素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外资并未显著提高中国水足迹,用水效率、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水足迹,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对中国水足迹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贸易摩擦、贸易壁垒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与90个国家之间的面板数据,对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后表明,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两种效应:一是空间效应,即对中国实施贸易壁垒的国家较未实施的国家会显著引发中国对该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二是时间效应,贸易壁垒实施5～7年后将显著诱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源动力——基于贸易效应的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战后成功增长经济的主要因素。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贸易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更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际化发展的目标。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上求得一席之地,必须积极投身于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运用国际直接投资产生的贸易效应即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贸易扩张效应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源动力,进而得出利用这样的源动力来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中日双边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对1988～2008年中日贸易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制成品特别是SITC5+7类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尤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中日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且中国在中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中整体居于贸易劣势地位。对中日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显示:中日人均GDP差异、市场规模以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产业内贸易正相关,而中日市场规模差异与中日产业内贸易负相关。     

国家特征视角下中国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实证研究——基于2000～2007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2000～2007年中国的总体、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水平分别加以测度,然后运用面板数据从国家特征角度对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进行跨时期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不平衡是影响我国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国家特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与我国产业内贸易尤其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呈正相关,且显著性有增强趋势;外商直接投与我国产业内贸易呈负相关,且影响程度有减弱趋势;贸易不平衡与我国总体、水平型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都呈明显负相关,且影响程度有增强趋势。另外,地理位置和政治文化因素对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我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减少我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出口流量,而对我国贸易进口流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仍然是以突破和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为主。我国对资源丰裕类国家的直接投资会增加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流量,存在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制度环境、OFDI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空间视角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匹配数据,利用OP方法核算了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母国制度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和省域TFP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国制度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和省域TFP,向OECD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TFP的提升作用优于非OECD国家,研发加工型对外直接投资效果要优于其他;但在空间相关性上,省域TFP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即TFP较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TFP产生负向影响;母国制度环境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TFP;对外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FP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无法提升国有企业的TFP。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密切关系也备受关注。本文将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分为四组,实证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互补型的,其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长期促进作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其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对美国等对日贸易逆差国的直接投资扩大了其与这组国家的贸易顺差;日本对NIEs、中国等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实证结论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减少贸易摩擦以及在对外转移产业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等方面为我国的实践提供了借鉴。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互动关系--基于GDP溢出效应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GDP溢出效应视角,基于金融、贸易、投资和国际石油价格4个传导机制和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链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伙伴关系越来越重要,经济互补性较强,两者间的6个宏观经济变量存在共同波动态势和长期均衡关系;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增长幅度平均可达0.21%;"一带一路"国家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正向标准差的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平均幅度可达0.63%和1.02%;贸易和投资传导机制占主导地位,但后者作用越来越显著,并且对发达国家不存在"挤出效应"。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