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与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公共产品是为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成员而生产的，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两个特征，由此决定了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主体。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政府经济行为的目标：一是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实现收入的公平合理分配；三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经济增长与政府公共投资分析

公共投资作为公共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最后得出结论 :公共投资通过直接的资本形成和间接对私人投资的刺激 ,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投资支出进行实证考查与分析 ,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专项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剧,也使地方政府专项债被赋予了扩投资和稳经济的重要角色。本文运用201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专项债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即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当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超过一定值时,地方政府专项债水平的提高则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地方政府专项债有助于强化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对地方科技创新投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对社会保障及就业投资和节能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     

从中国实例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中国的这一问题,其中使用一些新的检验手段。经验结果显示中国的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政府公共支出既不是国民经济内生决定的,也不对国民经济起到引导作用。在中国,强势政府公共支出的结构不合理现象可能主要是上述原因。     

经济增长、政府行为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个理论模拟

本文从理论的视角尝试性地分析了经济增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地方政府行为"经济人"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产品供给的行为倾向,从纯"经济"层面分析,这种公共投资的行为符合经济理性,而贫困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和更高的回报率,即具备所谓的"后发优势",最后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并探讨了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地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公共投资、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8～2003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了我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关系.其结论是:我国经济增长与政府投资、政府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在长期,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而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短期,滞后两期的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现状及治理路径分析

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机制的缺失可以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规制、社会规制和行政规制都存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地方。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治理目标是建立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政府,为此必须理顺行政原则和转变行政方式。     

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分析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就需要由政府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但是,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所说的那样“有效”。克服这种现象,有三种政策选择：（1）市场化改革;（2）宪法改革;（3）政府机构改革。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公共治理和政治民主:我国政府预算透明问题研究

提高政府预算透明度是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是纳税者知情权的重要保证,是实现良好政府治理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预算透明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分析了我国在政府预算透明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充分宣传政府预算透明对公共财政的意义、大力加强预算透明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政府预算透明的质量、加强监督、大力推进金财工程建设、加强信息公开文化建设、引入公民参与机制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完善对策,以期提高我国政府预算的透明度.     

民生中的政治——城乡公平发展视域下的公共产品供给

当今中国社会,凡与公民权利有关的公共产品,都成了国人炙手可热的公共需求。理论和实践证明,供给越是短缺,公平越会成为焦点,基于此意义,公共产品供给已超越经济范畴,触及政治底线。我国国情要求公共产品供给不仅为城市发展锦上添花,还要为三农发展雪中送炭。这既是共同富裕的道德责任,也是城乡发展在优先序上的契约义务。     

政府公共消费的经济效应及其政策含义

关于公共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颇多争论,分歧较大,虽然一些研究成果发现公共消费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公共消费支出的社会经济效应,并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基于此,在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及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今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教育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科学技术进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公共教育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影响效应,但公共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非对称的。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