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的福利效应与地方政府信任*

“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提升政府信任和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参保农民对地方干部信任的角度，实证分析了新农保这一公共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非参保组，新农保明显提升了参保居民的政府信任；在考虑了遗漏变量、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农保显著提升了中低收入家庭以及中西部地区参保组的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本文从“物质福利效应”“社交福利效应”和“心理福利效应”的角度考察了新农保福利效应增进地方政府信任的途径，结果表明，参保初期，新农保政策带来的物质福利增加、社交福利改善和心理福利满足均显著提高了参保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但从参保的长期效应来看，新农保的福利效应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从长期看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新农保的实际保障水平和人们预期的保障水平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经济——环境效应

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究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产生的经济—环境效应对于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环境效应及其效应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2005—2012年,生态福利绩效主要表现出经济抑制效应,而在2013—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促进效应开始显现。(3)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环境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碳减排效应表现出强化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对人均碳排放量产生的效应从增加向降低效应转变,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则进一步增强。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及机制设计研究

政府绩效是评判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重要依据,政府绩效评估的目的在于为公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政府绩效评估系统的建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它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而很可能是一个政治互动的过程,必将会遇到许多障碍因素,因此,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来消解这些障碍因素,对于政府绩效评估的长期持续与发展至关重要。     

公司治理中的公共信任分析

由于现代公司治理逐渐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而且公司治理的发展过程就是公共信任的逐渐形成过程,因此,现代公司治理在于提供公共信任。公司治理的内部治理为公共信任提供了基础,外部治理为公共信任提供了保障。公司治理中公共信任的供给不同于政府的公共信任,具有如盈利性、复合性、长效性、仿效性和易监管性等特征。现有的研究能够证实公司治理的公共信任特征。我们用公司治理的公共信任理论去解释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以及FBI为何先于股东的诉讼而发起对公司的调查,结论是公司治理提供公共信任时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     

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信任、绩效评估与最优激励契约

客观契约经常是不完美的,因而,为了降低客观契约的扭曲,激励契约中常常包含主观成分。在单独处理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拓展了主观绩效评估和客观绩效评估措施,然后讨论了在信任环境下的主观和客观绩效评估及其最优激励契约,最后分析了分离信任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成本时的绩效评估模型。研究表明:主观评价机制使公司和员工双方利益最大化。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员工最优奖金(显性契约)只取决于私人信息。在信任条件下,公司期望利润与贴现率成反比例变化。在分离信任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成本的情况下,隐性契约奖金取决于事后采取信任行为的概率,而显性契约奖金取决于私人信息以及先验概率。     

论民生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经济指标体系中的地位

传统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往往偏好经济增长,过分强调GDP水平,忽视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率、恩格尔系数、人均居住面积、居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享有度、居民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弱势群体救助范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义务教育普及率、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保护度等关乎民生的指标。民生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经济指标体系建构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经济指标体系的建构还存在着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对称、主体缺位、价值扭曲等问题。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经济指标体系,充分发挥民生的轴心作用,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经济指标体系建构中,不断提升关注民生、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的地位。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政府绩效审计研究

新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通过广泛地应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来强化政府治理的能力，以提高政府的工作绩效和公共服务的质量，而经济领域的监督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新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就政府绩效审计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此本文首先论述了新公共管理对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影响；其次分析了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绩效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最后论述了新公共管理视角下，强化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建议。     

从“科学发展观”到“政府绩效”的转化路径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传统管理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凸显,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首选目标和重大政治议题。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其主要评价依据是政府绩效。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绩效具有内在统一性,科学发展观为政府绩效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而实施政府绩效管理则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为了将科学发展观由指导理论转化为提升政府绩效的具体实践,需要构建以"以人文本"为价值核心的绩效管理目标机制、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工作中心的绩效管理运行机制和以"统筹兼顾"为基准的绩效管理评估机制。     

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改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生变化的根本表现,就是民生福利得到了极大改善。保证公共产品使用上的公平性、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量力而行增加公共福利供给、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等,是今后改善民生福利的方向。     

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塔西佗陷阱”

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塔西佗陷阱"的提出有其内在逻辑和现实背景,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公信力存在着大量不和谐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在梳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如何进入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对跨越这一陷阱的诸多要素进行了SWOT分析。强化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增强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重建网络信任以及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跨越"塔西佗陷阱",塑造新时代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为此政府扩大了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福利赶超"使得政府支出超出了政府收入,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此减弱,经济增长落入了"增长陷阱"。这一理论逻辑得到本文构建的数理模型的证实。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已出现"福利赶超"的迹象,为了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我们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等政策建议。     

环境公共治理、区域森林资源管护与本地居民福利——基于中国省际数据与GLMMs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可获得数据与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区域森林资源对本地居民的福利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应将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纳入到政府目标函数中,地方环境公共治理与国家或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一致性,需要构建一种以森林资源管护为子目标的公共治理绩效评估机制,以推进这一政府行政职能当代转型的可实施性与可观测性。     

中国地方治理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利益主体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步苏醒.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反映自身利益和要求,力图影响政策制订过程.为了回应公民的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进行了治理改革.本文就探讨了这些地方治理改革与创新是否提高了公民的政治意识,促进了政治参与,增强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等问题.     

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引入公民参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实现,政府、社会、公民共同治理模式的形成,增强绩效评估结果的有效性,政务流程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巩固主人翁的地位。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着参与的动力不强,参与的信息不畅,参与难度较大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公民评估政府活动的信度和效度。为此,必须在公民参与的制度化,构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和政府互动协调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法制建设,强化公民参与主体的教育与培训等方面选择合适的路径。     

“新公共管理”呼唤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与专业化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政府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发掘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促进其科学化和专业化。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和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具备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政府公共关系职能,已经成为衡量其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可以说,适时地提出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新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以《存款保险条例(草案)》为例

在人类社会的绵延发展中,公民参与是国家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生活、参与治理、对那些关系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不断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推进我国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政府不是万能的,这就要求公民要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监督政府的失职及缺陷.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却存在着诸多困境,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公民参与的物质基础,构建公民的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加强政府与公民的沟通.当下公民社会的发展还不完善,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意识薄弱,参与机制短缺以及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了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因此,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我国实行绩效预算的基本思路

2003年我国提出了预算编制要遵循绩效性原则.绩效预算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实行绩效预算的关键就是要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预算支出评价体系,加强绩效预算中的公民参与,适度下放公共支出管理权限.     

我国实行绩效预算的基本思路

2003年我国提出了预算编制要遵循绩效性原则。绩效预算深化部门预算改革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有效手段。实行绩效预算的关键就是要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预算支出评价体系,加强绩效预算中的公民参与,适度下放公共支出管理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