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1086农户的实证研究

有序推进离农农民市民化并逐步退出其承包地,是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根据Logistic模型对河南、湖南、四川和重庆4省市1 086离农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寻求最大化经济补偿收益及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离农农民退出承包地的两大动力引擎;离农农民退地意愿和行为受退地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约束;离农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将对农民退地进城产生促进作用;对退地后工作稳定程度及生活状况的预期,是离农农民考量退地风险的主要因素。因此,不但要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壁垒”,还必须消除“城乡二元经济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考虑农民退出土地的意愿,要充分保障退地农民的权益,切实降低退地风险;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购房补贴力度,以降低离农农民的退地进城成本;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离农农民的退地能力。此外,还要建立传统身份农民退出与职业农民进入的联动承接机制,以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于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手笔,意在破解我国的“伪城镇化”或“半城镇化”难题,也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重庆市政府为户籍制度改革做了充分准备,以十大机制保障转户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生产以及退出土地的优化配置。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重庆市政府和人民积极应对,并不断深化改革。     

从“农转城空巢老人”看土地市场化改革——基于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大榜村调查的思考

分户转城住村的农转城空巢老人,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特有现象。农转城空巢老人是居住乡村的“城镇居民”,农转城并未给其生活来实际的改变,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闲暇状况都不容乐观。农村老人分户转城是为了留住土地这个“根”,转城住村是为了守住“一亩三分地”,“土地财富”是农转城空巢老人问题的关节点。因此,必须通过土地市场化改革,确保农民的土地财富,才能引导农转城空巢老人走出困境,才能实现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的伟大变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农村土地金融开发的条件、框架与对策——基于重庆改革发展的视角

发展农村土地金融的三大必备条件是土地产权完整、权利交易自由和农民保障完善。农村“三权”抵押和“三三法”抵押物偿债机制的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和“地票”交易制度的建立、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的多样化、退（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重庆初步具备了推行农村土地金融的条件。要逐渐建立“农民土地实物资产交易金融”和“农民土地权益资产交易金融”两类土地金融体系,制定农地金融扶持政策体系和农村非农地金融开发政策体系,培育农村土地资本化的内部积累和运行机制,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以及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关键问题、产权保障与重点突破

宅基地的公平取得、有偿利用、自愿退出和科学规划是土地供给侧改革赋予新时期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优化的主要任务。推动农村宅基地布局结构调整和土地供给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是坚持和落实"一户一宅"制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现行宅基地制度自我优化的关键是必须建立定额使用、超额认缴、依法取得、合法占用的宅基地利用制度,而核心是通过构建市场化的自愿退出机制与逐步扩大的宅基地"两权"来有效维护农民权益。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重点突破的是小产权房乱象,破解遗留已久的小产权房问题,必需谨慎选择小产权房逐步实现合法化的推进策略,才能最终建立起宅基地存量与增量入市相统一的规划监管制度。     

当代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问题与对策——以现代产权理论为视角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及合理界定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当前中国农村产权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农村广泛而持久的土地之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发展的着眼点应当是在不断扩大、强化和稳定农民的土地产权,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完善现有的土地制度,逐渐改变"两权分离"的制度模式,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产权。     

农村土地——从生产资料到资本性资产的转变

30年前的改革开放起步于农村,始自“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30年后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农村,着重研究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尤以土地流转政策为亮点。《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北京失地上楼农民就业的政策选择

我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城市的扩张,由于城市周边土地被征用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失地上楼农民。如何充分利用城市的发展机遇,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失地农民就业,实现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农民对“农民转市民”和“土地流转”的评价——重庆市双溪村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成效与问题调查

当前,重庆市江北区双溪村的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积极报道较多,也有质疑。基于对双溪村572户现住户中92户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农民基本情况、对改革试验的综合评价、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等五个方面考察分析双溪村统筹城乡改革试验的实施情况。结果表明,双溪村试验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当前的统筹城乡改革探索中可资借鉴和改进。     

论西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责任

国际国内经验表明,政府在农民市民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应研究和遵从农民市民化规律,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探寻符合实际的农民市民化道路及其模式,尤其要注意对我国落后地区农民市民化道路特点的研究和把握。西部地区农民市民化包括农民的就地市民化、农民的异地市民化和城郊型衣民市民化三种类型,应建立相应的地方政府责任体系和履责机制。     

新中国城市化：历程、问题与展望

新中国城市化经过围绕工业化建设生产型城市（1949--1978年）j城市体制改革拉动（1979—1990年）、城市外部扩张和内部重组加速（1991--1999年）3个阶段后,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城市化主要存在失地农民、生态环境、资源和城市发展均衡4个重大问题;未来城市化的新布局主要体现在深度城市化、低碳生态城市、组团城市群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等方面。微观上要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性障碍,改革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中观上要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宏观上要统筹城乡发展,以大带小,构建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机制,促进城市群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失地农民留地安置模式探讨——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征地衣转非人员大量增加,必须对这些失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留地安置这种模式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出发,以其独有的优越性弥补征地补偿费用的不足,适于重庆市城市化进程提速、财力有限、大规模外延扩张的实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安置模式之一。目前,重庆的留地安置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留地开发规划和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程序,并合理确定留地转让价格。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束与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我国城镇居民增收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我国1978年-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城镇居民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无论在短期和长期对农民收入都有正向作用,这表明,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存在削减农民收入的"切蛋糕效应",但更重要的是其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的"做蛋糕效应".另外,农民收入都是影响自身未来收入的重要变量,这意味着,当农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便能形成一个促进自身收入持续增加的一个自我增进机制;相反,如果农民收入水平低,或者一个意外冲击造成其贫困,这就可能使该居民被"锁定"贫困.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 ——对“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陕西城乡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值不但高出全国平均差距,而且高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不是城镇居民收入过高,而是农民收入太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农问题”与资本原始积累

我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是和我国农民所承受的繁重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是：强制性低价收购农产品、强制性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强制性压低农民工工资和福利待遇。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就必须使广大农民群众逐步从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负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