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的探讨

加快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的重大任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完成后,农村集体资产得到清查核实,权属关系更为明晰。但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仍不够完善,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约。本文认为,要明确“政经分离”的导向,根据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具体情况建立专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体系,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同时,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动态管理机制、投票决策机制、稳定发展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提升其发展活力、发展规范性和发展可持续性。     

赋权于民——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探讨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央长期坚持的政策取向。然而,集体经济发达的村为数较少,多数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极少,进一步发展举步维艰,同时尚有大量＂空壳村＂存在。近年来,集体经济的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手起家并     

近年“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研究的进步与不足——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5年7月12-14日，第二届“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近百名学者分别进行了7个专题的报告与讨论，另外来自海外的3位学者还在7月13日晚奉献了“民主与治理：中外比较”专场学术报告。每场讨论都依次采取主持人介绍报告人、学者报告、评论人评论、听众提问以及报告人回应等程序。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把握“不变”与“变化”两个重点

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乡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治理取得实效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向各领域综合施力、统筹兼顾。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要从把握乡村治理的“不变”和“变化”入手,既要明确治理乡村中的“不变”,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要明确其中的“变化”,即乡村治理实践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充分掌握乡村治理的发展规律和实践特点,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融入新信息技术,不断探索符合新时代特征的乡村治理体系新路径。     

重构“三驾马车”的乡村治理结构——基于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基于这一基本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资源——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广大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收入之源、维护权益之基和农村公益事业之托.中央非常明确地将发展壮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作为不可或缺的政策取向.然而,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发展壮大的预期,反而发展滞缓,日益被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制度及其机制原因外,还在于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政社不分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机构的缺失.     

双向激活：农村基层党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互动逻辑——以山东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模式,对其进行研究可助力村集体资源的合理配置、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村庄治理结构的优化完善。基于山东省的典型经验,研究发现该省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二者从互洽互适到资源整合再到组织重构的互动过程,从而实现了党建带动社建、党社共同发展的“双向激活”。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党支部在领办合作社的互动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一是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引领力薄弱;二是党支部在合作社的角色定位不清;三是合作社难以长效发展。因此,全面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需要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和建立激励机制提升领办能力;完善财会制度,划清职责边界,明确角色定位;给予税收优惠和明确领办方式助力长效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从嵌入到融入:政府主导、市场机制协同与乡村人才振兴——基于济南市选聘“乡村振兴工作专员”的案例分析

创新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持续振兴的核心机制。培育能够融入村庄治理结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内生力量,建构村庄内源式发展的社会动员机制,成为近年来各地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大实践难题。本文从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府—市场—行动—目标”分析框架。目前政府主导下的乡村人才振兴市场协同机制建构,已经渐次发展成为国家派驻工作队制度的有益补充,在实践中不仅为优化村两委班子成员配置提供了直接力量来源,解决了村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畅通了人才返乡渠道,为推进乡村人才振兴搭建了社会动员平台。但同时,囿于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协同机制探索才刚刚起步,实践中还存在顶层设计不健全、对选聘人员的角色认同存在偏差、管理考核不均衡、人员稳定性不足等具体限度。为此,要以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协同机制和顶层设计为抓手,以建立村干部后备人才递进培养机制为宗旨,促进乡村人才振兴市场协同机制的推广实践,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实现从嵌入到融入的实践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治理困境与对策——以江苏省J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为解决“三农问题”所提出的战略规划。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基层“两委”班子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乡村治理过程中基层“两委”班子面临的基层组织队伍力量薄弱、劳动力外流严重、文化多元化、生态治理空间纬度高的问题,伴随组织队伍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困境风险,提出基层“两委”班子面对困境应当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建立人才招引政策,推进乡村经济稳步发展,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社会环境治理能力。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市“三个重心下移”的实践探索

农村社会治理困境如何破解?清远市围绕农村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群众自发实践的基础上,开展了三个重心下移(村民自治下移、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和农村公共服务下移)的实践探索。村民自治下移,打通农村工作沉入一线的最初一公里;基层党组织建设下移,打通农村治理末梢的关键一公里;农村公共服务下移,打通农村自我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链合”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与农村社区转型——基于浙江J村的考察

近年来,大规模的撤村建居和村庄合并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普遍选择,但这种"农村被城市化"现象事实上暗含着中国城镇化道路探索的误区,实质是行政强制推进市场力量对农村和农民的根本性消解,从长远来看,既损害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引入"城乡链合"视角,反思村庄的定位以及现代城乡关系的本质,并以J村为分析样本,微观呈现链合视野下城乡社区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农村社区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相对于已有的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理论,"链合"模式更注重城市和农村各自不同的社区性基础,强调通过网络再造形成可持续的互惠规范,具体可从市场、服务和组织合作三个维度得以实践,从而构建起互动互补、互惠共赢的城乡关系。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农村公共服务平台的结构及功能: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条块分割”到“协同耦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农村公共服务财权不断上收、事权持续下移。一些服务机构裂化、合同出租、外包的适用性等问题层出不穷,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碎片化和分散化。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通过对双溪桥模式的深入剖析,凝练出以钱养事与无缝隙服务有机耦合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及其组构策略。     

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智农通”的实践与启示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回答“谁来种地”的问题,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下实现数字经济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融合发展,构建数字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农村与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必要性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契机来探讨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模式创新,通过深度挖掘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在机理,以“智农通”作为案例分析其在农信平台生态圈体系构建及农业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上的数字化创新模式,进一步提出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实施路径,从而为实现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到农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实践逻辑与功能启示:乡村治理创新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基于浙江省长兴县“诚信指数”建设的思考

讲诚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相比较而言,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治理逻辑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浙江省长兴县高度重视运用诚信建设推进乡村治理,把诚信建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和乡村治理创新的有力抓手,用诚信涵养善治乡村。文章旨在通过长兴县创新实施“诚信指数”建设,进一步为乡村振兴战略拓展治理路径和思考空间。     

“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与我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D队公共池塘水资源使用情况的思考

公共事物的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特别在当前我国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打破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国家理论和企业家理论模式,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自组织的行为有效解决这个困境.文章通过对"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分析,以皖中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小生产队公共池塘水资源使用的变迁状况,探讨了当前我国乡村公共事物的治理问题,指出治理过程中的阶段性、时代性和乡土性的三个特征.     

宅基地置换促进农村养老与用地优化：逻辑梳理与成效分析——基于“三圈理论”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以“三圈理论”为分析框架,解析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案例,梳理参与主体的行为逻辑和实践成效,为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案借鉴。研究方法：“三圈理论”、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价值、能力、支持”维度的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政府政绩价值实现逻辑、村委会组织职能发挥逻辑、退地老人养老福利增进逻辑,主体均在模式推进中实现各自的“价值”成效。与此同时,政府、村委会、退地老人又在模式推进中进行着相互影响的互动行为,并在互动过程中嵌入利益联结机制、行政权威驱动机制、强社会关系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了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实施。研究结论：农村老年人宅基地置换模式符合多主体利益及其实现逻辑,是协同解决宅基地低效利用和农村主体老龄化加剧问题的有益探索,建议持续关注农村老人需求,以资源投入和制度供给强化参与主体的利益实现三要素,保障模式的持续推进,促进农村养老和用地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