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生态减贫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机制优化——基于武陵山片区全面振兴的思考

“十四五”时期民族地区面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任务。生态减贫源于以“两山”理念为根本遵循的脱贫攻坚实践,逐渐实现了生态、产业与社会的三维协调发展路径,形成了生态减贫的实践逻辑。这三个维度的失衡是实践中生态保护激励不足、生态产业质量不高、脱贫可持续不强等现实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后脱贫时代民族地区需要继续推进这三个维度的机制优化,更好地发挥生态减贫的生态、产业与社会效益,助力民族地区全面绿色转型与乡村全面振兴。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人才的开发策略研究——基于“治理支持-治理能力-治理参与”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人才开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基础和保障,是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条件。基于“治理支持-治理能力-治理参与”理论框架,分析了X县的乡村治理人才开发现状,寻求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创新方案与思路。研究发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人才呈现以党政人才为核心、新乡贤和乡村专业人才为支柱、普通村民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上述治理人才在乡村治理的治理支持、治理能力、治理参与等方面呈现出异质化特征,造成具体治理效能不同,因而需要采取差异化开发策略,为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与有效路径。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三农"工作的两大重要战略部署,具有理念相通性和阶段递进性,提高二者的政策匹配度和实践融合度,直接关系到脱贫攻坚的质量和乡村振兴的实效。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应以促进包括脱贫人口在内的全体农村居民的生计改善和全面发展为根本导向,聚焦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扶贫资产管理和高效利用、绿色减贫长效机制构建等重点领域,加快政策深化调整、工作体系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转型,提升脱贫效果可持续性,促进减贫治理长效化,实现乡村内生性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继绝对贫困治理之后面临的新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是遏制返贫现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化解农村主要矛盾,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机制,即相对贫困衔接机制、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多方力量扶持机制,从而发挥各项制度、政策、法规的常态化贫困治理功能。     

主体性视角下贫困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及对策

政府主体性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的持续凸显反衬贫困农户主体性的不足。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物质扶贫的强化和精神扶贫的式微形成一定反差,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掣肘了乡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深度推进。须准确把握主体性视角下激发维持贫困农户内生动力的深刻价值,使其增强反贫困能力、融合内外部要素、强化发展性原则。村民政策需求与减贫制度供给错位、乡村主体性的消解弱化内生动力的持续、主体综合素质薄弱与思维系统缺乏优化等,导致贫困农户无法生成充足的内生动力。应以优化政策减贫制度供需关系、强化综合素质优化思维系统与乡村主体再造激发内生动力等,找出激发和增强贫困农户主体性内生动力的有效思路,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积极正向的精神促进力量。     

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的困境及建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国针对乡村贫困问题和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而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两大战略在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中有着天然的契合点。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乡村振兴提升脱贫攻坚质量,两者相辅相成,协同推进乡村发展,是乡村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推进器。然而,新时期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对其减贫效应形成巨大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剖析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宏观战略提出对策意见。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贫困均衡的制约因素与路径探索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结束,防止脱贫村返贫就成为地区治理的工作重点,而后脱贫时代的乡村贫困却呈现出与传统乡村贫困不同的特征,有必要弄清农村贫困均衡的原因、多重压力和挑战。为实现脱贫村长久、长效脱贫,可以从乡村振兴突破农村贫困均衡、精准扶贫化解农村贫困均衡、教育阻断农村贫困均衡、异地搬迁隔绝农村贫困均衡等多个角度推进。     

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贫困问题是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结束,而是代表着围绕贫困问题的治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陕西省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中面临的人口、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困境。对此,要从社会保障、经济持续增收、教育文化、扶贫政策长效性等方面,建立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内外因视角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基于7省25个村庄的调查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内外因视角,通过对中国25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产业扶贫、民生保障、组织引领、“尖兵”带头等衔接基础,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产业发展升级困难、组织缺乏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特惠政策减弱易返贫等衔接缝隙。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机制：从产业扶贫到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发展衔接;坚持培植村干部能力与驻村“梯度退出”相统一,实现组织保障衔接;坚持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统一,实现动力机制衔接;从外力动员到内嵌式普惠制度发展,实现制度建设衔接。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扶贫攻坚视域下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论》

正2021年1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巩固和拓展扶贫、脱贫成果,要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相关政策举措和工作体系逐步向乡村振兴方向平稳过渡"。在扶贫攻坚视域下,在民族地区推行生态环境建设,一是可以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二是保障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存有率;三是增强各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简言之,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与扶贫攻坚战略有着互相扶持、同向同行的关系,同时对于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将结合《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论》一书,探索如何将民族地区生态治理与扶贫攻坚战略有机结合,开辟符合民族地区的生态扶贫路径。     

关于南疆地区脱贫攻坚成效接续乡村振兴的思考——以和田地区为例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果,消除了绝对贫困。新时期,南疆地区在国家正确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攻关活动,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解决了绝对贫困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返贫风险依旧存在。南疆贫困地区的贫困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以南疆和田地区为例,总结了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探讨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关系,为巩固精准扶贫实施效果、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参考。     

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对脱贫攻坚的研究及展望--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文章的综述

本文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2018年至今全文转载的论文为依据,分析了十九大以来社科学术期刊对脱贫攻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反映情况。研究发现:十九大以来,学界围绕党中央提出的宏伟目标,聚焦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学术阐释、扶贫减贫的成就和经验、脱贫攻坚的路径探索、贫困治理、扶贫减贫政策和实践的效果检验和效应评估、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意义、中国对全球贫困治理的贡献、2020后的减贫战略等理论与实践层面的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探讨,成果丰富,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理论体系,提高扶贫减贫工作水平,提升我国贫困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减贫理论下哈尼民族遗产区乡村旅游的实践效应研究——以元阳县阿者科村为例

乡村是中国实施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战场,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就业门槛低、就业岗位多等优势,成为拉动偏远民族遗产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以云南省元阳梯田文化遗产地阿者科村为例,分析了在旅游减贫事业中,我国通过在民族遗产地区开发乡村旅游的实践,探索了在旅游减贫理论下哈尼民族遗产区乡村旅游的减贫效果,为未来偏远民族遗产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乡村振兴下宁夏相对贫困治理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方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脱贫进程明显加快、脱贫质量显著提升,宁夏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基本态势亟待改变,宁夏相对贫困治理尚面临扶贫产业培育不足、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挑战。建议构建扶贫产业和人力资本培育新格局以稳定农民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满足农民多维发展需求,统筹区域治理以缩小区内南北和城乡差距,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以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好融入”,为全面开展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     

“多元共治”推动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基于对湖北来凤县两村的调查思考

<正>乡村治理主体增加、体制机制强化对推动脱贫攻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许多贫困县陆续实现脱贫出列,主要工作也将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序推进。如何总结好脱贫攻坚工作中乡村治理积累的经验,进一步完善适合乡村振兴工作的乡村治理体系,变得非常关键和紧迫。为深入了解贫困地区乡村治理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的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

2020年我国已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如何从集中资源脱贫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变,是“十四五”期间“三农”工作的重点,也成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新发展阶段主动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不仅是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成果之需,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之要。基于此,文章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本逻辑出发,分析了二者衔接的主要内容,研究了目前衔接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十四五”期间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策略

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是中国“十四五”期间脱贫地区的重要任务,这既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也有时代发展需要。对此,国家需要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目标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大使命来巩固脱贫攻坚的减贫成效;以持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巩固拓展持续增收机制;以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目标巩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果;以提升县域发展和基层治理水平,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为目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制度成果;以创新改革为目标,把脱贫攻坚的精神和价值成果拓展到农村改革和国家治理领域。而要做好巩固和拓展脱贫成果,在推进策略上需要把握六大战略转型,在时序推进策略考虑采取分两个阶段有序推进,空间策略推进上根据三类不同地区实际采取分区域差异性推动。     

民族地区绿色减贫绩效研究*——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

[目的]基于四川省及各市州统计年鉴数据,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评估,以期为我国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对绿色减贫的双向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测度指标体系和中国绿色减贫指数指标体系,确定绿色减贫绩效的4项指数18个指标,构建民族地区绿色减贫指标评价体系,对大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进行定量评价。4项主要指标包括绿色经济增长指数、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指数、社会发展指数和扶贫开发减贫指数。[结果]大小凉山彝区各县的绿色减贫指数均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越西县和美姑县的绿色减贫指数最低,均小于0. 1;盐源县最高,两年均高于0. 35;该片区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绩效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大小凉山彝区绿色减贫指数空间上差异明显,呈片区外围地区优于中部地区的特点;大凉山与小凉山绿色减贫绩效差距悬殊,小凉山彝区的绿色减贫绩效高于大凉山彝区。[结论]深度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陷阱,必须处理好绿色发展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关系,大小凉山彝区应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加大脱贫攻坚投入,摆脱贫困陷阱;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代表的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绿色减贫水平提升潜力很大,绿色减贫是其提高脱贫质量实现稳定性脱贫的重要路径;绿色减贫能有助于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