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1993—2007年常州市FDI、国内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利用Panel Data模型,对常州市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常州市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外资对中国物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随着2005年底中国物流业全面对外开放,外资物流企业纷纷抢滩中国物流市场。本文作者基于2001~2013年18个省13年间外资在中国物流业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资在中国物流业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同时检验2005年结构突变,将整体数据按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证分析不同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物流业FDI显著追随制造业FDI,2005年前数据和中西部地区数据进出口额显著正向影响物流业FDI。2005年前后,东部和中西部物流业外资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变量存在显著差异。中国物流业全面开放政策对外资进入中国物流业的动因和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中国应根据区域发展差异对物流业外资的审批政策因地制宜,合理引导和规范物流业外资进入的区域。     

FDI对国内投资挤入还是挤出?——以技术差距为视角

本文首先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与外商投资之间技术差距的变化,然后以其为调节变量,对1999～201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引进的FDI技术水平应与东道国国内投资技术水平相适应,如果FDI技术水平脱离东道国技术水平的现实,非但不能产生良性循环,反而会使东道国企业由于与FDI技术差距过大而缺乏追赶动力,不利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文章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以全国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为研究单位,运用面板VAR模型动态分析了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并且中西部地区的挤入效果比东部地区强.同时民间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外资进入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我国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阶段性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1990—2016年宏观季度数据,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我国近三十年来的财政政策效应,并采取将数据分段的方式做进一步扩展.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政府支出扩张会刺激总产出上涨,对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增税的财政政策会负向作用于产出,同时抑制居民消费和投资;1990—1998年财政政策对总产出的作用较强,在政府支出对居民投资的挤入效应上表现尤为明显;2008—2016年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的挤入效应较弱,但对产出的总体作用大于1999—2007年.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上极为不平衡,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1991年至2005年间,外资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呈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而外资"西进"的趋势并不明显,中央政府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举措,并没有促使外资明显向西部地区转移。我们对东、中、西部地区影响外资区位变迁的基础设施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建议。     

技术差距与FDI的溢出效应: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测算1999 ～2011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工业部门的FDI技术溢出效应,检验溢出效应与技术差距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有21个省区的溢出效应为正、4个为负、6个不显著;溢出效应与技术差距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差距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FDI的技术溢出,但现阶段中国大部分省份表现为技术水平偏低,制约了溢出效应的有效释放.为此,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人力资本开发等方面,提出促进FDI技术溢出的发展对策.     

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中西部地区的比较

技术溢出是FDI影响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利用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引入与内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的外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加大R&D的投入额有利于技术溢出;独资化企业不利于当地企业获得在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开放度与溢出效果不成正相关关系,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     

跨国技术转移对中国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1998~201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国际技术贸易和FDI技术转移渠道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并对比分析这些影响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两种渠道的跨国技术转移从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FDI技术转移对环境产生了积极效应并具有滞后性。国际技术贸易对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产生了积极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FDI技术转移显著提升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验证了"污染光环理论"的存在性,但并未对中部地区环境改善产生有效影响。     

FDI对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就业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得出FDI对东、中、西部地区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正面的直接效应和负面的间接效应.针对此提出应大力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在地区的流向按技术层次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分流;完善外资企业工资的立法制度等.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溢出效应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行业面板数据

江苏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国内投资,并且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优势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然而庞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发展究竟有何种影响却不得而知。为了研究这种影响,本文选取江苏省2003—2010年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这两个重要因素对江苏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内投资的溢出效应是确实存在的,并且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对低生产率水平行业的拉动作用则更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却有一定的负面作用,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负效应有所减弱。     

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浙江改革开放后30年的数据资料,对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进行协整建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地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存在惟一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于民间投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不过这种挤入效应较弱。     

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从行业、城市和因果关系三个层面定量地分析浙江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得出结论:FDI(外商直接投资)能通过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而促进浙江经济增长.因此,今后相关外资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一味强调引入外资的数量,而必须从影响FDI技术外溢效果的诸种因素出发,充分发挥外资对当地内资企业的辐射作用,以促进浙江经济长期增长.     

FDI对行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2004—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29个行业面板数据,分析FDI与制造业环境绩效的关系,并从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两个角度检验了FDI对环境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FDI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正相关,而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负相关;清洁生产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均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绩效与FDI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分别呈现倒“U”和正“U”型曲线关系;绝大部分行业没有同时处在工资水平门槛和环境规制门槛的最优区间,总体上存在工资水平较低、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情况。FDI对制造业行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应有选择地吸纳能够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外资投入,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切忌盲目地、一刀切地提高或者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工资水平,可依据门槛最优区间对不同行业的环境规制和工资水平加以相应调整。     

FDI、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1990—2010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外开放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FDI和对外开放并没有协调推动地区经济发展。FDI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却没有成为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积极因素,对外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不显著;进一步地,通过Malmquist指数法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发现FDI通过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这两种路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均不明显,而对外开放主要通过技术效率改善路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后,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FDI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