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4年全部A股上市的家族企业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固定效应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基于不同企业特征下,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家族控制程度及两权分离度对股权制衡具有门槛效应,股权制衡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会随着门槛变量的改变而改变,家族企业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倒U型"关系,而是非平滑对称的曲线,不同的门槛变量,两者之间呈现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本文为股权制衡影响家族企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提供经验证据,而且门槛回归结果更能反映真实情况,能够更好地解释股权制衡度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创业板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基于面板数据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使用创业板面板数据,检验了公司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具体来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总体为负,但在跨越相应门槛值后,负向作用显著降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在跨越门槛值后,正向作用显著降低且不再显著。与此同时,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则在统计上不显著。最后,本文给出了创业板公司相对较优的股权集中结构,并对创业板股权结构现状进行了评价。     

政府研发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异质性的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建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股权融资率和产品市场竞争视角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激励效应,该激励作用在股权融资率与产品市场竞争方面存在门槛效应,其中股权融资率与产品市场竞争的门槛值分别为0.8452和-0.0346,当股权融资率高于门槛值、产品市场竞争水平小于门槛值时,政府研发补贴才能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此外,政府研发补贴对不同产权性质和区域位置的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应根据高新技术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的补贴与激励政策。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创业板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不同的股权集中度会产生不同的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绩效。文章选取2017—2021年342家创业板制造业企业数据,在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衡量企业绩效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建立时间、行业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区域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进行机制分析。同时,根据产权异质性对企业进行分组,探究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的差异性。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创业板上市制造业企业绩效呈正向线性关系;企业技术创新在股权集中度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具有遮掩效应;区域金融发展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对于国有上市企业,股权集中度对民营上市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     

股权性质、连锁董事与公司绩效

以2005~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研究在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中连锁董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连锁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具有丰富社会资源与经验的连锁董事在国有股权比例高的企业可带来较高的边际效应;国有股权所占比例高的企业,连锁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越高。     

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控股比例以及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2005年施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资本市场有着深远意义,但关于此次改革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的影响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上市公司2002至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于不同行业国有控股比例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工具变量方法研究了国有控股比例与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非国家重点战略行业公司在股改后,其国有股权下降幅度显著高于战略行业公司;同时,国有控股下降使非战略行业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评价指标有显著提高。     

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研究--基于2016年-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

企业的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产生影响。文章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年-2018年的面板数据,主要运用回归模型研究了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起到消极作用,股权集中度越分散越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管理层权力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依据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2014-2019年数据,借鉴Finkelstein的权力模型,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考量管理层权力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程度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其中,结构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所有者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所有者的激励效果;声望权力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会削弱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专家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     

股权制衡、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与公司绩效

从公司治理层面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股权制衡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往学者仅仅研究了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两者关系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理.因此,引入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这一概念,研究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两者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基于新三板挂牌企业视角的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14～2016年我国新三板挂牌企业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每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样本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因子得分及排序,并在此基础上与选取的代表股权结构的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考察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公司治理中是否需要考虑股权结构调整.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对经营绩效的提高具有明显正向作用,股权制衡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新三板挂牌企业要想提高经营绩效需要实施股权激励等措施,以提高公司业绩.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医疗卫生财政支出对商业健康险整体上表现出"替代效应"。但因教育程度、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数、城镇化率、医疗环境水平的不同,"替代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拉动作用。     

管理层股权激励:利益趋同还是利益壕沟——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来考察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激励效果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股权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改善了公司绩效;而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壕沟效应,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管理层权力过大是股权激励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     

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择135家创业板上市公司,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私募股权投资是否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数量对企业的资产收益率产生积极影响;持股比例和是否具有国有背景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私募机构应该与被投资企业进行长期合作、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自身要充分利用私募机构的资源优势,避免盲目引入过多的私募机构。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小板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国际市场萎缩、国内市场变数加大,中国中小企业如何发展壮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国家政府及有关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融资约束、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企业绩效提升,而代理成本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基于股权性质和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效应,进一步探索发现,融资约束对中西部及国有中小企业绩效并无显著性影响.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年1639家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对公司股权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研究。结论如下:①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负作用。②股权适度集中对公司治理有正效应。③同时本文也验证了公司管理层持有公司股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2011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为探索我国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绩效与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沪深证券交易所3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了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有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选取A股上市商业银行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整体上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来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收入比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影响自身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商业银行应加大数字化业务创新,积极开发适合数字化推广的金融产品,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的中介作用;区域性商业银行应强化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逐步补齐数字化短板等。     

家电类上市公司企业绩效与股权结构研究

本文以中国家电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就其2007年末和2009年末的股权构成、股权集中度进行了对比,分别分析了两者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成U型关系,流通股比例与公司绩效负相关,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从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健全市场机制两方面来提高公司绩效的建议。     

金融支持对光伏产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

光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而技术创新能力更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9家光伏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索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绩效三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光伏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金融支持的三种路径中,银行信贷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产出,从而正向影响企业的绩效。政府补助不利于光伏企业绩效的提升,但是政府补助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而能部分遮掩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股权融资对光伏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技术创新也未发挥中介作用。     

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中国A股市场96家可再生能源企业2009-2018年数据,引入能源消耗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银行信贷四个门槛变量建立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能源转型视角下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门槛效应,探讨不同补助类型和企业异质性对门槛效应的影响和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在能源消费强度更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同时政府补助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促进作用在银行信贷规模越大的企业更显著;相比于货币型直接补助,税收优惠型的间接补助政策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政府补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