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下降:1952-2008

本文利用1952-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广义距(Two-step system GMM)估计方法考察了工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52-1978年,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明显;1979-2008年,工资通过劳动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通过资本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本文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和出口两个方面来探析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偏离,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阻碍了工资作用的发挥,出口增加缓解了工资上涨企业寻求创新的动机.     

国外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前沿综述——基于外文文献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综述全要素生产率外文研究文献前沿对启发国内理论研究和指导中国高质量发展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国外全要素生产率前沿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率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方面,涉及理论方法探讨、特定部门或新兴行业生产率测度、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等问题.研究视角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不断演进,研究内容由传统部门向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迭代更新,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是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选取2008—2017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体现在改革当年及之后两个年度;市场化程度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显著降低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发挥了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公共支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国有企业以及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国有企业。本研究对于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与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对广西1996-2015年的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及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知识型人力资本、价值链低端生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呈“两阶段”跃升特征。知识型人力资本呈 “两阶梯”增长态势,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价值链低端生产呈 “U”型走势,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东盟自贸区对广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推动作用,但不显著。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环境修正的中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和韩国制造业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基于扩展生产函数和面板数据模型方法研究了各制造业行业的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的研究发现:2001~2011年我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平均增长速度较快,全要素生产率逐渐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落后于韩国。比较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发现:中国所有行业在平均意义上前者大于后者,而韩国则平均前者小于后者。     

国有资本参股能否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了重要契机。本文运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通过运营能力提升、财务状况改善及创新要素投入强化三种机制得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并不存在所谓“避险”偏好,反而能够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创新创业环境较差、市场估值较低组别中的民营企业,反而能起到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作用。特别地,国有资本参股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在促动“绿色-数字化”技术创新能力塑成方面带来显著效果,有助于民营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提供新的分析视角,还有助于优化国有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管理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新证据

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文章创新性地选择了管理效率这一微观视角,就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稳健地实证检验。通过回归发现,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管理效率基于当前的均值每提升10%,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1.72%~2.92%,管理效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就管理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展开了进一步验证,分析发现：管理效率可以通过企业自动化、信息化和开放性程度的提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文章建议企业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应配合对相应的机器设备和交流环境进行优化,以实现企业的高效和持续发展。     

环境管制成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10年中国工业36个两位码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研究了环境管制成本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中国工业行业的环境管制成本较高,履行排放承诺,中国经济付出较大的代价;比较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所有行业平均意义上前者小于后者,但两者的假设检验不显著;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本身是上升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分析中,发现存在着绝对收敛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出口贸易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二元外贸结构的视角

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包括一般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这两类不同的贸易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将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运用差分GMM方法分别研究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基于DEA的北京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本文采用DEA模型中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2005—2008年间技术创新活动的效率及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北京高技术企业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38.7%,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此外,北京高技术企业及各行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技术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有贡献。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与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外,技术效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产生负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呈现狭长片状分布状态,效率值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周边地区效率值较高。分流域来看,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对下游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对中下游地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上游地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对外开放对中游地区有抑制作用,对上游和下游地区没有明显影响作用。产业结构对中上游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有提升作用。技术水平对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对中游地区有提升作用。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对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992-2020年京津冀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基于3种估计方法

基于1992—2020年京津冀3地宏观数据,利用索洛余值法、隐性变量法和数据包络分析3种方法,测算京津冀3地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等重要指标。结果显示：北京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明显高于天津、河北;不同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有相同变化趋势,天津、河北两地的增长率变化趋势较一致,但与北京的增长率变化趋势不一致;京津冀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增长出现放缓甚至略微下降的局面;京津冀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要素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提高。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金融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

为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解决低效率和金融化的问题,文章选择国有制造业上市企业2008-2017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金融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引入非国有资本提高了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却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挤出效应,在规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或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国有企业中挤出效应更明显。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非国有股东会基于套利目的,带动金融化程度的提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建议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制度,改变企业资源配置方式,矫正资源误配格局,在帕累托改进的路径中推进改革,保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政府干预、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基于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ML生产率指数,测算黄河流域64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考察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干预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基础设施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显著门限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有利条件。     

互联网发展是否提升了中国地区生产率?——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计量分析

本文以2002-2019年中国分地区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计量分析,检验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互联网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确实有着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地区,互联网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上有着较大的地区异质性。另外通过对生产率指数进行分解,实证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驱动地区生产率提升方面,主要依赖的是技术效率,而不是技术进步。就全国整体而言,互联网与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技术进步之间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与检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前结构转换尚处于“倒U”曲线左侧，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间结构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结构转换均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中部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周边地区结构转换将会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正向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中国新旧产能有序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