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两性初婚年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度数据

国人婚配年龄的变迁,一直缺乏长期性数据;婚配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实证性的长期数据。利用CGSS2005数据,对五代人(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加以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早婚、不婚、晚婚、集中成婚等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揭示了各自独立和彼此承接的关系和特点。     

北京市初婚夫妇的年龄特点、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市2004-2011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对近年来初婚夫妇的年龄及其匹配情况进行分析。近8年北京市初婚男性的平均年龄为27.74岁,女性为25.96岁,夫妇的平均年龄差约1.78岁;尽管"男大女小"仍是主流的婚龄匹配模式,但夫妇年龄差表现出明显的逐年缩小的态势。在男性初婚年龄基本保持稳定情况下的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等,是促进北京市夫妇年龄差缩小的主要影响因素。     

社会变迁视角下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所在。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由于资源具有稀缺性,且在地域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导致了流动人口出现身份认同的困境。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结合访谈资料对相关理论作了实证研究。是否就业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不大,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则是其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技术变迁和文化嬗变则将流动人口推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之中,并常常造成自我身份的迷失,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起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的认知和体验,决定其身份认同的轨迹和进程。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

利用国家人口计生委2010年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居留年数、随迁人口数、收入水平、城市公共服务以及融入意愿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要加快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强职业和文化培训、加快社会融合、解决好＂返乡＂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流动人口创业——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实现流动人口高质量就业和收入增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利用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根据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流动人口创业,这种抑制作用是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增加了流动人口的“非创业”就业收入,缩小了流动人口“创业”与“非创业”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检验发现,城市文化多样性可能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收入效应,从而强化其对流动人口创业行为的阻碍作用。这表明,以普惠发展做大经济蛋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创业的支持作用、扩大流动人口“非创业”增收渠道,还要促进城市内部融合以降低文化排斥的消极影响。     

新生代员工敬业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新生代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其敬业度由工作敬业度和组织敬业度构成。回归分析得出,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工作特征、人际关系、薪酬福利对新生代员工的工作敬业度有显著影响,组织敬业度则主要受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薪酬福利两个因素影响,领导力与管理水平未进入回归方程。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9省市的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利用对广东、福建、上海等9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培训与其就业收入影响都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参加了培训则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为此,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第一代农民工的转移取向及其多元影响——四川省调研数据的实证

基于对四川省内江市和遂宁市309名第一代农民工的抽样抽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个体、家庭、务工等特征对第一代农民工转移取向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基于其转移取向的差异性,分析了不同转移行为可能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多元影响。针对层次性转移特点,提出差异化的支持政策,以使其流动更加平稳有序。     

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与居住质量——基于上海市长宁区“六普”数据的分析

有关流动人口的分层研究以往大多集中于制度性因素层面(户籍制度),或者从职业、收入等非制度性因素层面进行区分。从居住角度来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分层问题并不多见。利用上海市长宁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了分析研究。在流动人口中,住房质量的好坏、是否拥有产权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相反,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内部出现分化,非精英阶层中的商业服务人员无论在产权的拥有上,还是住房质量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而精英阶层中的专业人员在住房质量上也较为突出,但在住房面积上,职业分层并未对住房面积的大小产生影响。     

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职业风险因素分析

为了解流动育龄妇女人工流产的职业风险因素,利用2005年全国五城市流动人口生殖健康调查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因素与流动育龄人工流产风险的关联。流动育龄妇女的职业因素与其人工流产风险存在统计学关联。育龄妇女的流入地打工年数、是否与配偶共同居住、从事的职业均可能增加其人工流产风险。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对流动育龄妇女开展健康教育,可有效预防和减少流动育龄妇女的人工流产发生风险。     

流动人口对资源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流动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也给城市的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压力。以流动人口的重要输入地——广东省为例,从外部资源环境与城市内部条件两个角度对流动人口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效应进行分析,并提出流动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跨省流动人口状况——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不同省、市、自治区的跨省流动人口和分省户籍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分省迁入率和迁出率进行了估计。通过构造常住地-户籍地迁移矩阵,并计算相应的流出和流入人口在区域上的分布,通过对几个流入人口大省和流出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入和流出状况进行分析,回答了他们是从哪来的,以及他们到哪里去了。同时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时间也进行了描述。最后还对迁移率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外来流动人口职业的空间分选性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在大中城市就业的外来人口存在职业分工的特性,这种劳动分工既和外来人口的来源地有关,又对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住地产生影响。从地域空间的角度,揭示浦东新区外来人口的职业分选特性、其空间演化原理,探讨了分工对外来人口市民化的作用。     

流动人口与常住居民计生服务均等化评价与需求偏好差异——基于绍兴市的个案研究

对绍兴市的流动人口和常住居民两个群体享有的计划生育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总体上流动人口与常住居民之间的计生服务均等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婚姻状况等等一些个人特征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流动人口对计生服务均等化的感受和评价。流动人口与常住居民对计生服务的内容存在较大的需求偏好差异。     

流动人口的经济效应及其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流动人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客观方面的负经济效应,即带来一系列社会成本.减少流动人口外部不经济是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基本途径.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