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身份认同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面临如下困境: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全球化的后果——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力量在当代已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帮助民众建构想象中的自我与世界,但建构起的世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产生影响。由于现代性的冲突,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逐渐模糊,大众媒体的想象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他者"身份,"他者"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缺失了话语权,话语权的缺失又形成了身份认同困境的再生产。在这一循环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陷入了困境。     

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中村迅速发展。处于城市边缘的这些外来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让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及成因,以及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了有关制度设计、政府公共服务、文化融合、社会公平、自我意识、社工服务等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进城农民工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探析--湘潭市进城农民工消费的调查与分析

进城农民工虽然仍受到农村传统消费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经历,也使得该群体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应对进城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进行积极引导,以建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现代消费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的选择性解释

本文以2000份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问卷为基础，从群体身份认知现状的三种情形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的选择性要素进行剖析，深度解读其身份认知特点的形成与发展动因。     

地位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保护的影响机理

以往研究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执着于购买能够代表城市身份地位的商品,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缘分析.本文构建了能够解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独特性的研究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人;社会认同威胁对地位消费也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被动性的缘由;物质主义倾向对地位消费的影响最小.通过地位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塑造出了与城市同龄人无明显差异的形象,这提升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满足了他们自尊的需要,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地位消费在本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融入与区隔: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0的数据分析

以住房消费为基本视角,通过对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CGSS 2010)的数据分析,描述和分析农民工的住房消费现状,探讨住房消费这一变量纳入阶层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阐述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与住房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即住房产权归属、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支出的比例越大,其阶层地位的认同越高,其中,人均居住支出与阶层认同的关联性最密切。     

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问题的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农民工融入城市"内卷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极不平衡的一面,关系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和新型城市化发展。文章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去"内卷化"的策略应建立在城乡一体化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相关制度,达到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性等的目的。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对推进城镇化影响研究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兼有多特征的消费群体,并逐渐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对推进城镇化至关重要。本文以调查为基础,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保障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消费观的教育和引导、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机会等建议,从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消费,促进城镇化发展。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缺乏、居无定所、身份认同困难等因素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由此也衍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在城市出现了"新二元结构"现象。因此,必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研究述评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力军,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探讨,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文案调查、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评析总体研究现状来进一步研究相关的对策,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农民工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经济学分析

非正规就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后的主要就业形式,然而,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选择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基于农民工和政府两个微观经济主体视角,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结论,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和政府共同选择的现实结果。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劳动合同是农民工最重要的劳动权益之一。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合同年限等两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江苏省的调研数据,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为44.2%,劳动合同的年限普遍较短。Probit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持有技能证书、对相关劳动法律的了解程度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合同年限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一代农民工的合同年限明显长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建筑业以及在民营、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将显著下降,合同年限也显著缩短。提出了政策建议。     

劳动市场歧视理论以及中国农民工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三部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对城乡二元结构、农业人口的市民化等问题的下一步解决方式、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针对目前广受关注的"农民工"问题,从农民工问题存在的渊源、原因入手,结合着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分析中国目前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问题,并给与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现状、根源与治理

农民工工资拖欠不仅对农民工本人带来了伤害,也对行业、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层层转包的用工制度。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在取消这种用工制度的基础上,将农民工纳入企业统一的人事管理,实行按月发放的工资制度,进而逐渐规范诸如劳动合同制度等其它方面的管理。     

差异化农民工住房政策的构建设想

构建了农民工住房需求的吸引力—吸纳力分析框架,对我国31个省(市、区)进行了实证模拟,将其分别按照对农民工吸引力和吸纳力的大小划为"四型九类"地区,并探索了不同地区的农民工住房问题解决路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工的地区分布十分不均衡,对农民工吸引力和吸纳力都较高的Ⅰ型地区是农民工住房矛盾较为突出的地区,可分别采取园区配建型、公共租赁型、市政改造型、商业配建型和市民化型方式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Ⅱ型地区要充分挖掘住房市场潜力,结合公共租赁型方式共同促进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的解决;Ⅲ型地区和Ⅳ型地区则要进一步规范租屋管理,同时采用准市民化型住房政策逐步解决农民工住房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