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研究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主体。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4年时,募资变更几率更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行政级别而异。本文从募资变更视角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也对近年的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官员会追求“慈善”吗?

文章以2003-2011年A股市场上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影响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1)官员因任期考核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形象工程”,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捐赠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2)正式制度越完善(以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制环境来度量)、非正式制度越发达(以宗教氛围来度量),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越弱;(3)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捐赠的影响在“和谐社会”提出前后存在显著差异,也因GDP政绩、官员来源和企业政治层级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从官员任期角度探讨了地方国企的慈善捐赠行为,并拓展和丰富了官员“晋升锦标赛”和政府“掠夺之手”的相关研究.     

政治周期、官员任期与房地产投资

政治周期透过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基于2002-2010年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检验地方官员任期对房地产投资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以官员更替为标志的中国地方政治周期对房地产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换届效应,随着地方官员任期的增加,房地产投资额先增加后减少,呈现倒U型关系...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收支与地方官员任期——来自省级的经验证据

文章利用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各省份任职的党政主要领导在1994年至2012年的详细信息与省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与经济增长等绩效指标,与政府开支等工具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率与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而政府收支与任期时长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果说明,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政治晋升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和财政行为,地方官员或许还面临着其它不同于经济绩效的激励和约束。这一发现契合了最近中央下发的不能简单把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唯一标准的规定,说明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官员治理和考核体系势在必行。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抉择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扶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更具解释力。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占,仅能反映民众的一般性社会需求,并受到资金、土地资源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的强烈限制;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官僚意志和官员私利的主导下,几乎挣脱了资金、土地资源和中央政府禁令的限制。由此,得以看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背后的掠夺之手的行为逻辑。然而,针对学者们所暗含的"掠夺之手仅具有纯粹的掠夺性",本文则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掠夺之手具有混合性,掠夺性包含了扶持性。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政府干预、地方国有企业募资变更后投向与公司价值

以往的文献很少关注募资变更之后的投向,从而使得募资变更如何导致公司价值下降成为"黑箱"。本文选取2000～2008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政府干预下募资变更后投向的角度解开部分"黑箱"。我们从晋升激励、财政激励和社会稳定等方面构建政府多重目标的干预指数,发现政府干预越强,募资变更几率越大;政府干预下公司募资变更后更易投向固定投资,最终降低公司价值。进一步发现,固定投资的资金是否来自募资变更并不能影响公司价值,降低公司价值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干预;政府干预之下公司进行的募资变更和固定投资均降低了公司价值,而募资变更是政府干预下公司进行固定投资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募资变更投向角度揭示了政府对企业"掠夺之手"的具体路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政府干预企业的认识。     

媒体压力、治理激励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

本文围绕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媒体驱动机制展开分析,利用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媒体报道产生的舆论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效果,检验结果表明:媒体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具有驱动作用,而治理激励抑制了该驱动作用。相对而言,在治理激励弱的地区,媒体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产生的舆论压力的作用效果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保证,一定程度上,建立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机制,有利于强化媒体监督功能,改善治理激励的抑制作用。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土地财政与房价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结合经验研究,从制度因素出发探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城镇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显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出现明显变化,土地财政现象同期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城镇房地产价格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土地财政也是房价变化的重要中间影响因素。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导致土地财政规模与依赖度扩大,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行为会影响土地出让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参与者行为,均将进一步推高商品房价格。因此,本文建议在维持房产市场价格稳定方面,需重视财政制度建设,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通过规范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土地出让制度,限制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程度,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     

从减少劳动供给入手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来自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但从中国当前的情况看,试图从扩大需求入手来解决就业问题存在着很多困难。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除了短期内无法控制的人口规模因素外,还和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城乡隔离的就业政策、家务劳动模式、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些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政策调整空间。     

公司环境报告:压力、鉴定和双重性影响

在公司股东以及政府部门、相关团体或组织、公众的压力下,国外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在其会计年报或单独的环境报告中披露相关环境信息。目前,国外大多数公司对外公布环境报告和进行环境报告鉴定都是自愿的,且环境报告鉴定尚缺乏财务报表审计所具备的公认报告准则。环境报告及其鉴定会给公司带来许多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对比双重性影响,可以揭示公司自愿实施环境报告及其鉴定的内在必要性。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此前一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当年面临税务检查的概率越高、次数越多,税收征管活动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活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更强。通过工具变量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活动主要加剧了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对国有企业影响并不显著。税收征管活动增加了企业非正规活动支出,税务人员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主动要求非正式支付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文章为理解不规范的税收征管活动加剧企业税收负担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现阶段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税收征管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The Welfare State, Budgetary Pressure and Labour Market Shifts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welfare state in OECD countries has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reform to meet a twofold set of shocks: budgetary pressure and a labour market shift against unskilled workers.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set out a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shocks for the optimal scale of social transfers and, in particular, the impact on different societies, distinguishing a restricted welfare state, labell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more extensive welfare state, labelled "Continental Europe".     

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

规范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提质增效与保持地方财政压力适度性是"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基于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以财政分权治理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地方财政压力机理为导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揭示财政分权治理与减税降费之间的三重关联性,以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系统性减税和规范清理收费是财政分权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要件,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其方向取决于传导机制.为此,应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治理的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确保地方财政高质量运行.     

Peer Pressure and Incentives

We study the effects of peer pressure on incentives. To this end, we extend a multiagent model with moral hazard and limited liability by introducing a peer pressure function. We show that the optimal incentive for the less productive agent is more high powered than that for the more productive agent in the case with peer pressure. Moreover,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ase without peer pressure, the optimal incentive for the less productive agent becomes more high powered, while the optimal incentive for the more productive agent becomes less high pow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