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脆弱性能综合反映家庭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而对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可获得脆弱性的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以脆弱性定义为基础,笔者提出了中国城市家庭脆弱性测量与分解的基本框架。使用CFPS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对数消费模型,并据此计算了样本城市家庭的脆弱性值及五个分解部分值。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城市家庭是脆弱的,居委会内不平等性构成其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和各分解部分对协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和上海家庭比广东家庭更易变得脆弱;工资性收入的不同档次显著影响城市家庭脆弱性;相比家庭规模,社会资本更能有效降低城市家庭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与风险规避

本文基于期望效用理论构建新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分析框架,研究死亡风险对我国城市家庭消费的总体影响和异质性影响,为如何规避死亡风险的决策提供证据。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普遍存在由死亡风险导致的经济脆弱性且比较严重,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在20%以上的家庭占全部样本家庭的65%以上;死亡风险导致的家庭消费波动性显著高于消费水平的下降,这意味着采用保险来规避死亡风险比储蓄更有效。尽管家庭持有的寿险保障与面临的经济脆弱性匹配性较好,但寿险持有量不充分且寿险的有效性因家庭异质性存在差异,对3人家庭和35—44岁家庭作用最有效。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脆弱性分析框架不仅能有效度量死亡风险对居民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还可以回答居民家庭应如何选择死亡风险规避方式。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在效用理论基础上对脆弱性进行了定义并对其分解以反映消费的不平等性和波动性。在实证分析层面上,本文使用CFPS(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进行量化与分解。量化结果表明多数农村家庭是脆弱的;分解结果发现相对于村间不平等,村内不平等是脆弱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家庭脆弱性及五个分解部分对家庭特征集合变量的OLS回归结果表明:增加农村家庭收入是降低其脆弱性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但大学教育支出会显著提高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这较好地解释了目前出现的农村籍高中生弃考大学这一现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能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脆弱性;社会资本、更大的家庭规模和更高的劳动力占比有利于降低家庭脆弱性,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频繁的送礼活动以及倾向于组建大家庭的现象。     

脆弱性与贫困:江苏李庄村实证分析

人类的脆弱性与人类的贫困相伴生、互为因果。从脆弱性分析入手,可以为农村反贫困提供新的思路。该文以江苏省李庄村为案例,讨论了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和疾病风险,以及农户抵御风险时可以利用的人力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的主要特征。文章最后从消除脆弱性入手,提出了反贫困的若干对策思路。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贫困脆弱性研究文献综述

贫困脆弱性在20世纪末后逐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也不断增多,脆弱性一般被认为与风险密切相关,将风险或冲击与家庭的福利水平联系在一起。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脆弱性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脆弱性的评价、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以及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本在对国内外贫困脆弱性方面相关研究做以梳理及评述,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灾害、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研究综述

我国的扶贫工作方向近年来已从减少绝对贫困转为降低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提高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上来。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明确贫困脆弱性的内涵,明确风险冲击与贫困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并对脆弱性进行科学度量。国内外关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非常丰富,文章从理论框架、实证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介绍了灾害及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对三种主要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在综述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在我国政策背景下,可能有效降低风险冲击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措施。     

城乡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扶“志”还是扶“智”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分层模型方法对Chaudhuri所提出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进行了改进,在设计村庄和家庭变量的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周至县四个山区乡镇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即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社区和家庭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发现社区因素对调查地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途径并不相同,最后提出了针对贫困脆弱性的不同表现而采取不同管理措施等相关政策建议.     

Decompos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This paper applies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Foster–Greer–Thorbecke poverty index to the measurement of individual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 highlight that poverty risk can be expressed as a function of expected incidence, expected intensity, and expected variability below the poverty line, three essential aspects for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appropriate risk‐management policies. An empirical illustration is provided using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and the Italian Survey on Household Income and Wealth.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来自宁夏的实证分析

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最大制约瓶颈。以宁夏为例,构建熵值TOPSIS与耦合协调度等模型,结合贫困性分析,从时空视角探讨了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时序看,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历经了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高度耦合协调同步发展2种阶段和4种发展类型。从空间分布看,宁夏北部川区至南部山区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亦从协调发展型向过度调和型转变。这意味着新时期的脱贫成果巩固拓展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CHNS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进行了研究。静态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要明显大于城市,且城乡差距明显;个体行业差异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发生机会,但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贫困发生机会与年龄呈"U"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整体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大。     

中国、巴西：城市反贫困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国、巴西都是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从巴西反贫困经验看,中国在城市反贫困问题上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阶层收入,保护农村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给予城市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This article compares empirically the several measures of individual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proposed in th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ich is the best signal of poverty that can be used for policy purposes. To this aim,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the Pearson and Spearma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re used as precision criteri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groups of indexes can be identified, high and low performers, and, among the former, that proposed by Dutta et al. (2011 Dutta, I. 2011. Foster, J. and Mishra, A., On measur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37, 743–61 [Google Scholar]) is the most precise.     

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程度、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的长期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更多呈现出暂时性消费贫困的特征,并且贫困家庭脱贫后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较小;离贫困线越远,其脱贫能力越低,离贫困线越近,其返贫的比例越高。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家庭负担较重、小孩老人较多的家庭容易陷入长期贫困。村支书的年轻化对于中下层贫困阶层摆脱长期贫困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政治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居住条件是影响中等贫困家庭脱离长期贫困的重要因素。     

辽宁省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

依据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城市经济系统的敏感性和恢复能力两个方向选取20个指标建立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建立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数学模型,根据脆弱性得分进行聚类分析得到4个脆弱性类型,从城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污染物处理能力等角度对辽宁省14个城市进行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辽宁省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差异比较明显,沈阳市脆弱性最低,阜新市脆弱性最高;辽宁省沿海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低于其他城市,沿海城市经济系统恢复力对其脆弱性影响较大,而其他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受敏感性影响显著。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

农村人口流动改变了外出务工子女的养老行为和方式,对留守老人的健康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利用"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09年搜集的外出务工子女和农村留守老人的配对数据,对留守老人健康状况和外出子女所提供经济支持和精神赡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留守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明显,但留守老人对于来自子女的精神支持的反应却十分敏感。针对目前外出务工子女经济养老效率不高、精神赡养缺失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生态贫困的主体分析

基于CAS理论的视角,考虑相关数据,将对生态贫困产生影响的因素从四个方面进行分类,建立中国生态贫困影响因素测度指标体系框架,并运用eviews计量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生态贫困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证明生态资本变化率对贫困变化率有着最为显著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表现为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生态资本与贫困的相关变化率为负.合理经营生态资本,促进生态资本增值有利于生态贫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