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初探

当前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较大,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的上升而上升。产生这一社会现象既有经济发展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和技术的原因。鉴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危害极大,对这一问题进行治理已刻不容缓。通过对西安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和原因的分析,指出通过推动西安经济发展、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制度保障及进行综合治理可缓解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对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成因、危害进行分析,提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转折点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从无到有与由少变多。但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促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具备,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由上升转而下降的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     

关于通过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有关规定,分析、规类地方立法的主要类型,指出地方立法的效果及不足,提出了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建议。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违背了生理规律和自然平衡法则,为未来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形成过程和特点,阐述了经济发展水平、子女养育成本效益及家庭养老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转变家庭养老模式、反对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等恢复出生性别比平衡的对策建议。     

对河南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的实证分析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河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都表明,河南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仍然严重。对实地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其形成原因在于：普遍的对男孩的性别偏好;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不力;计划生育户社会保障普遍较弱等。     

从出生性别比看我国城乡人口关系——和谐社会建设视角的现实考察

文章分析了我国当前城乡出生性别比差异整体状况及原因:社会文化因素如传统的"男孩偏好"思想和从夫居的婚居模式;经济体制因素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政治制度因素如人口控制政策的影响和非法的性别选择技术的运用。最后提出优化城乡出生性别比的对策措施应当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加大宣传男女平等,消除"男性偏好"思想;努力提高妇女地位,倡导新的婚居模式;严禁非法婴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健全养老保障制度,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护妇女权益。     

人口生态视角下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实现人入口生态平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已使我国人口生态问题日益显现.文章分析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源,从生育文化、法律法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奖励帮扶、人口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对策.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关于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的调研报告

根据人口计生工作深入发展要求,福建省人口计生委《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调研组,深入尤溪县洋中镇及桂峰村、延平区峡阳镇及江汜村等地,通过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实地考察等形式,就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研究解决人口计生工作重点难点问题之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问题进行了初步调研。     

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研究—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县级资料多因素分析报告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6.86。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是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全国2869个县级单位的五普数据进行了多因素分析.就全国来看,妇女社会地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切实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使出生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纵观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走过30年,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实质是市场化和城乡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关键时期,城乡差距过大和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基本背景。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形成较为完整的服务业体系。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领域保护性措施大幅度取消,市场开放力度和范围逐渐加大,全球的竞争焦点也逐步向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转移。本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几点对策。     

多重理性选择：出生性别比治理成效不佳的原因及对策研究——以福建平潭为例

在选择生育行为时,农村居民具有经济理性、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对于家庭生存,他们遵循生存理性;对于村庄生活,遵循社会理性;而对于生育奖励、惩罚政策,则遵循经济理性。通过案例研究说明,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未能充分体会农民的这种多重理性心理,经济来源没有转变,奖励吸引力不足,惩罚威慑力不强,最终导致治理成效不佳。只有充分重视农民理性的多重统一,才能更有成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     

中国人生育观念研究:回顾与展望

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有关生育观念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探讨生育观及其相关概念的内在联系,梳理了生育观研究的主要相关领域,就生育观研究现状做出总体评价与展望。     

虚拟经济理论的最新研究述评:回顾与展望

信息技术和金融工程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增长由单一的实体经济驱动,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双轮驱动的模式演进。近年来,以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快速泛化,导致各地经济危机频发,世界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在此背景下,人们纷纷开始重新审慎虚拟经济的功用。纵观已有研究,国内学界对虚拟经济理论的研究述评较少,缺乏系统性的归纳与梳理。基于此,本文以虚拟经济为研究对象,对虚拟经济的概念及其外延、理论发展、政策应用及现存困境进行了研究,并对虚拟经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1949年以来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缓解;男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制度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