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现代协整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实际工资与实际产出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及信忠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在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实际人均工资、实际 GDP 之间,至少存在单向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Ⅰ(1)序列。长期来看,死亡率的降低将导致出生率的降低。此外,还证明了出生率与死亡率均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从现代协整理论出发，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实际工资与实际产出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及信息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在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实际人均工资、实际GDP之间，至少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数序列均为非平稳Ⅰ(1)序列。长期来看，死亡率的降低将导致出生率的降低。此外，还证明了出生率与死亡率均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基于1978#1#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1978—2014年期间的时间系列数据研究表明,尽管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初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具有边际递减效应,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弱,甚至会完全消失;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作用,但其负作用还是相对有限的。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而是还未能成功从物质资本推动型转为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过低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     

"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中西方经验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介绍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确立了核心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体内容,并针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指出了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区域性研究应把握的重点和难点。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探索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原因,发现人口因素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也是我国目前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增长因素贡献比较中,资本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不断挤压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而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劳动、人力资本和抚养比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随着资本深化,资本效率降低,多项人口因素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唯有人力资本呈上升趋势。在当前经济下行逆境中,人口因素中人口红利消失、人力资本增长缓慢和配置不当,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等都导致经济下行的主要症结。未来我国经济必须以内生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实现发展模式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型转变,而关键在于构建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模式。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中国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主要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在30多年增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始终伴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资本形成率较高。但这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相违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投资率的提高仅仅只能提高人均稳态产出水平,不具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入手,从理论出发选取人口知识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变量。接着,选取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结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我国,人力资本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正的促进作用,总抚养比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经济增长。此外,人口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的增长。最后就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建国以来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梳理讨论了我国人口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劳动力供给增加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当婴儿潮出生的大量人口相继到达退休年龄时",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即将到来。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的趋势,我国的老龄化同时还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增加速度快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使经济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文章系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中国人口红利评价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

利用了1978-2009年之间的碳排放量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机理和动态机制。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碳排量存在正的效应;而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长期来看对碳排量存在负的效应。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期望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供给过剩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增长的经济价值——基于我国劳动力数据的实证检验

人口因素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政策是政策制定者极为关心的决策因素之一.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利用1953年到2005年全国(台湾省、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除外)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软件,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刻画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