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农村城市化模式思考

落后的大西北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较，大西北农村城市化应该走一条适应地区特点的道路。新的人口迁移、公司就地管理以及农民身份、生活方式的转变构成大西北农村城市化的模式，其前提必须解决好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在推行新模式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诸如教育社保等方面的问题。     

加快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劳动密集型工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劳动密集型工业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也将引起农村劳动力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二次转移”。从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中有关工业发展的假定及疏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实际与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偏差两方面看,农村劳动力二次转移在理论上也具有必要性。     

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农村集体产权问题

快速城市化是近年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普遍现象,是工业化后期政府大力引导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产物。由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等原因,快速城市化地区出现丁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必须加快包括产权组织制度、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等在内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新三农”:新农村建设中不能忽视的新群体——对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新农村建设状况的调查

“新三农”问题是我国农村城市化和新乡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其实质是部分农民应有权益的保护问题。“新三农”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是一个庞大的边缘群体,其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最低,政治参与最少,分享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成果的能力最弱,因而与社会的冲突和矛盾相对比较突出。只有把这一群体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来看待,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才能解决已经产生的问题。     

西部地区农村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

农村城市化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矛盾的途径之一，而其动力机制更是农村城市化研究的热点所在。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针对其提出相应的政策及措施．激发、诱导其多元化动力机制，形成不同于东部地区的、西部地区特殊的农村城市化，从而加速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资源供求正沿着两个极不对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快速成长对金融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吸收的存款大部分上收到城市,使农村金融服务严重边缘化,广大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村中低收入人群的信贷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边疆地区一般来说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滞后、城市化水平低的不发达地区。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就是一个边疆、山区、民族三位一体的农业州,农村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84％,人均耕地只有1亩,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迟滞了农业集约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州尚有37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解决。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城市化是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村脱致富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欠发达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有效发展极。边疆民族地区要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缩小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就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态势、模式和路径选择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时落后性决定了西部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西部地区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基本态势的评价,西部地区不具备选择经济发达地区的建工补农模式的条件,而应当选择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推进模式.这一模式的实现路径有:以农村的城镇化、城镇的城市化、农村工业化推进西部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完善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支持体系.     

农民工边缘化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农民工边缘化既是伴随中国农村人口大量流动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也是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社会问题.以社会学视角分析,除了自身心理方面的原因外,农民工被边缘化受社会外在制度影响更深.解决农民工边缘化问题需要彻底打破户籍制度限制,构建均衡合理的城乡教育以及社会保障制度.     

产业集群与城市圈发展研究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可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同时增强城市化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密集区构成的经济圈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经济越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现象愈发明显.     

农村贫困的根源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新农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     

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

农村劳动力市场从多个渠道给教育带来了回报。用Heckman模型估计 ,教育的工资回报在 1 991— 1 997年为 0— 5% ,而且不显著。但是教育显著提高了人们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 ,由此带来的回报在 5%— 7%。教育还提高了人们到高工资部门工作的机会 ,改善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乡村工业化与乡村伦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化日渐成为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乡村工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从而使传统乡村伦理发生了重大变迁,而工业化的发展本身也提出了新的伦理课题.     

京津冀地区乡村功能分区及振兴途径

基于面向高维数据的聚类方法开展乡村功能分区,有利于挖掘乡村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而提出合理的乡村振兴途径。文章以京津冀地区为例,从经济发展、农产品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及旅游服务4个维度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模型,基于各项功能指数分析其特征;借助gCLUTO软件实现功能聚类,综合考虑地理探测器的q统计量和分区计算成本确定最适宜的功能区,进而提出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经济发展对乡村功能的贡献和结构合理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是制约区域乡村功能发展的主要因素。②京津冀地区最佳的乡村功能聚类数为11,在以经济发展功能为指示变量的前提下,不同的聚类结果呈现出一定的相似一致性;根据主要贡献功能和区间差异特征,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经济-生产、经济-社会保障、生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生态、生产-社会保障(Ⅰ和Ⅱ类)、社会保障、农产品生产(Ⅰ和Ⅱ类)和生态-生产(Ⅰ和Ⅱ类)等11个功能区。③建议立足当前功能区的发展特征,遵循"优化优势功能、强化中等功能、改善薄弱功能"等思路分层次、分阶段确定功能区未来发展定位,促使乡村由局部振兴转为全面振兴。     

城乡—体化进程中农村金融体系创新——基于成都市的分析

依据国内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以成都市一体化先进地区——锦江区实施的金融小额贷款模式为例，建立农村金融市场供需收益模型。依托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总函数，建立适合城乡一体化不同阶段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创新动态体系。     

财政支农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财政支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本文利用VAR方法对财政支农不同部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1）从长期来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2）从冲击大小来看,事业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最大,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次之,农村救济费第三,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最小。最后提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是：增大财政支农力度,农村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应保持稳定增长;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加大事业费和科技费在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比重;财政支农支出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能间接地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所以应利用财政支农功能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村银行业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的背景

基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创新所导致的农村银行业结构变化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这一重要的研究背景,使用来自中国2006—2010年1 769个县(市)的面板数据检验"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在农村地区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     

新型信贷模式下完善农村担保贷款机制的思考

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现行传统农村信贷投放的规模和效益,而新的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模式既不需农户的实物抵押,也部分规避了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要完善农村担保贷款制度,应采取措施积极扩大贷款担保主体;发挥政府对贷款的引导和保障功能;拓展涉农企业对农村信贷的担保职能;完善农村信贷激励机制;大力拓展对"三农"的金融保险业务;建立农村基层干部对农贷的奖励和责任机制。     

税费改革对村委会筹资的影响

税费改革后村委会收入大幅减少,村委会可用资金明显减少,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经费不足和公益事业难办等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加强村委会资金筹集的管理与监督,建立新型的农业税收体系模式,优化村委会可用资源结构,保证村委会工作的正常运转。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改革探析

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农村金融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的释放,究其原因在于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碎片化,导致农村金融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农村金融供需的不平衡,农村金融的市场分割,政府管理的失灵。为此,必须采用系统论的方法,寻找突破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困境的路径：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外围支撑体系,在两个＂统筹＂理念下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