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资助与企业非效率创新投资研究

以2010—2013年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平衡面板模型回归预测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进而区分企业创新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即非效率创新投资,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非平衡面板检验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投资不足或过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助对自由现金流短缺且创新投资不足具有缓解效果,从而使得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企业创新投资过度更加严重。依此,为政府资助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启示,并提供了评价政府资助效果的新视角。     

CEO市场化选聘、股权制衡度和投资效率

CEO作为企业高管团队的核心人物,其如何选任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提高投资效率急需解决的问题。文章选取A股2015—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CEO市场化选聘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虑企业不同股权制衡度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CEO市场化选聘显著改善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且股权制衡度提高可以显著强化CEO市场化选聘与投资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经过替换投资效率和股权制衡度测度指标后的回归,以及滞后一期回归的内生性处理,研究结论不变。该结论为企业通过市场化选聘CEO,强化股权制衡,促进投资效率提高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权分置和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典型的股权融资偏好特征,这与现有的资本结构理论是不相吻合的。本文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股权分置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股票不能流通,使得占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股东无法通过提高企业价值来获得资本利得,因此只有通过掌握大量自由现金流来获取收益,而自由现金流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股权融资募集的。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股权制衡度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

本文以2011年至2012年深交所主板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则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越严重,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程度越低,并对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及保护投资者利益提出了相关建议。     

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

最开始我国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股权激励和企业价值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伴随着股权激励制度的逐步完善,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作用,肯定了实施股权激励的积极意义。本文将分别从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完善股权激励的有效策略两个方面详细分析。     

股利政策、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自由现金流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经理人有可能将企业资金投入到能够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但损害公司价值的非盈利项目,从而导致过度投资.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认为,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可以迫使经理人"吐出"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企业过度投资风险和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但对中国制度背景下现金股利过度投资约束功效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无关.其原因在于,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受到监管层政策驱动因素和获得再融资资格意图的严重影响,造成股利政策的扭曲,并且在失衡的股权结构状态下,现金股利已被"异化"为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的一种手段.     

股权分置改革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4～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公司投资角度探讨股改成效,股改是否通过降低过度投资减少了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结果表明,股改虽然没有降低两权分离度,但抑制了两权分离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股改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在非国有控股的公司中更显著。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文章首先通过对信号传递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阐述了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影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然后通过Richardson(2006)的改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实证证据。接着将样本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与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进行回归,得出较高的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抑制企业的非效率行为的结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上市公司提出了政策建议。     

股权激励导致过度投资吗？——来自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57家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2005—2011年财务数据为样本,检验实行股权激励计划能否减少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能否显著地降低经理人代理成本。研究发现,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行为,其过度投资比例与自由现金流正相关;研究还发现,实行股权激励计划后并没有显著降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     

股改后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进行分析,指出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由45．58％下降到36．92％,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控股权,使得各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差距缩小,可能形成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是否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受现金流的影响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存在显著的促进影响,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相关性小于股改前;2.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普遍存在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改后虽然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下降,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却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3．股改使得前五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范围趋于缩小,股改后股权制衡缓解过度投资的水平比股改前提高,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在现代公司的理财管理中,公司的投资行为一直备受财务学者的关注。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是当今许多国家均面临的问题,本文运用2003-2006年我国沪深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借鉴著名学者Richardson的思想构建模型分析企业的投资行为。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分析,笔者发现相对于投资不足而言,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     

农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实证研究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现代化的水平。加快农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取我国上市的农业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重点检验债融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债务融资具有提高投资效率的作用,表明负债在公司治理上的积极作用。流动负债比长期负债所发挥的作用更为有效,银行借款比商业信用的作用更为显著。     

股权特征、自由现金流与国有企业投资行为

我国国有企业有着特殊的制度背景,其投资行为有异于民营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文章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数据证明国有企业股权特征、自由现金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改革提出建议.     

股改后上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对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进行分析,指出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值由45.58%下降到36.92%,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控股权,使得各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差距缩小,可能形成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是否会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受现金流的影响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存在显著的促进影响,股改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相关性小于股改前;2.投资对现金流敏感的原因是普遍存在自由现金流量假说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改后虽然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下降,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却加剧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3.股改使得前五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范围趋于缩小,股改后股权制衡缓解过度投资的水平比股改前提高,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     

上市公司投资规模与现金流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的财务因素尤其是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水平有很大的决定作用出发,提出了一个模型,发现企业的年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增加额对企业有很大且显著的影响,同时通过把企业按股利政策划分为分红与不分红,按资产规模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发现大型企业可能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由此,建议加大监管力度.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2006-200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企业过度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确实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越容易发生过度投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过度投资;国有控股企业比非国有控股企业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经理持股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负债不仅没有抑制过度投资,反而使其更严重。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研究

现阶段对股权分置的声讨越来越多,诸如:股权分置是中小股东的劫难,股权分置阻碍了国资、国企改革,股权分置导致A股定价偏高,股权分置导致股价下滑等等.确实股权分置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实证分析--存在性与现金股利约束

近年,房地产企业都在进行投资规模和范围的扩展,不仅使投资效率下降,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从理论上分析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着过度投资行为的因素,提出相关假设,再选取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样本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行为,但由于目前国内企业发展环境的限制,现金股利的发放还不足以成为抑制过度投资的主要机制。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实证分析——存在性与现金股利约束

近年,房地产企业都在进行投资规模和范围的扩展,不仅使投资效率下降,更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从理论上分析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着过度投资行为的因素,提出相关假设,再选取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样本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过度投资行为,但由于目前国内企业发展环境的限制,现金股利的发放还不足以成为抑制过度投资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