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国有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推进需要新思路、前瞻性和大气魄。文章围绕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从研究意义、国外实践、基本框架和实施要点等方面出发,循序渐进、逐步深入,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从一般性与异质性的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定位与功能的重新认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要求和统筹兼顾与重点推进现实性五个方面,论述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从分类改革动因、主要分类标准、目标功能确定、分类监管模式出发,概述国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践及其启示。再次,从探索现状、理论基础、三力模型、基本分类、改革内容和遵循原则,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本框架。最后,提出要处理好绝对和相对、动态和静态、体系和要素、垄断和竞争以及分类和分层等五个方面的关系,以确保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顺利实施。     

Poverty in Zambia: Levels,patterns and trends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levels, patterns and trends i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Zambia between 1991 and 1998, based on data captured in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s. In 1998, about 73 per cent of the households in Zambia were poor, the majority of which were extremely poor. Most poor households were in rural areas, with wide inter- and intra-provincial and district variations.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also varied according to employment status and sector, as well as by district, gender,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and stratum of head of the household. In general, households headed by females, those without any formal education, unpaid family workers, the inactive, the self-employed, and those in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ing recorded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poverty, with those employed in private households being affected the worst. In spite of the general increase in poverty nationally, most rural provinces registered declines while urban areas experienced increases i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Furthermore, except for the agricultural/forestry, mining and quarrying, and electricity and gas sectors,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creased in all the other sectors while remaining almost the same in the real estate sector.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in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between 1991 and 1998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gender, education, employment status, employment sector, and residence of head of the household, as well as size of the household.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article strongly recommends revision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investigation of the types of cop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poor,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impact on the general well-being and productivity of vulnerable households in Zambia. The need for more qualitative data has also been highlighted.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群体状况分析及启示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是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中的杰出代表。采用文献研究法、履历分析法、传记研究法、数理统计法等多种方法,对33位获奖者的年龄状况、地区分布状况、家庭状况、接受高等教育状况、学术研究状况和任职状况等进行统计分析。其群体状况特征可概括为“五高五低”:获奖年龄和院士当选年龄高,来自城市家庭的比例高,学历层次和出国留学比例高,学术成就高,担任行政职务比例高;出生和工作在中西部地区人数比例低,女性比例低,非名校毕业生比例低,在发达国家权威性科学院任职比例低,非共产党员和少数民族比例低。结合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结果,就优化中国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布局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强化基础研究、弘扬获奖者的科学家精神等提出几点启示和建议。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制度内涵、实践探索及创新发展

从制度形成逻辑看，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制度要义是延续了中国国家主义精神，借鉴和超越美国“拜杜规则”和欧洲“教授特权”制度，并在前期混合所有制探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制度融合和中国创新实践。在实践中，各地采取了具有共识性和相似性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改革效果，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风险和负面影响。为此，应加快赋权改革试点的总结、复制和推广，推进赋权改革的法治建设，对赋权比例、所有权处置及集体决策提供指导和规范，细化和完善赋权成果转化的保障措施，并注重改革的流程规范和综合效益提升，以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创新发展。     

三农创业实践驱动的学术问题与研究建议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业功不可没。乡村振兴、共享经济、社会创业、三农变化、城乡互动等众多因素共同推动涉农创业，围绕农业、农村、农民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但是，不能用工业化发展的逻辑振兴乡村，三农创业也不会是城市创业的自然延伸。挖掘三农创业实践中的学术问题，大力开展三农创业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三农发展等政策建设建言献策，也有助于丰富和推动国内的创业研究。基于三农创业所展现出的活跃性和独特性，作者指出机会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三农独特资源中孕育，资源、创业者等基本创业要素也正不断向三农集聚，呼吁学术界重视三农创业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地，文章从三农资源、企业家精神等角度切入，初步探讨了三农创业领域中可能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议题。最后，文章从三农创业实践出发，对三农创业的研究视野、研究情境、研究范围、研究层次和研究方法等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高校校园规划建设技术导则的创新探索及应用——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天府校区为例

为加强高校校园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避免出现校园建设与学科建设发展需求脱节、发展理念与前沿技术脱节、规划方案与建设实施脱节、"千校一面"等问题,提出引入高校校园规划建设技术导则来指导校园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以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天府校区为例,提出高校校园规划建设技术导则的编制思路、编制方法和要领,通过文字、表格、图示等表达方式,按照控制性、引导性、示范性的不同强度将校园总体规划方案落实到建筑景观、低碳交通、绿色校园、海绵校园、地下空间、综合能源、智慧校园等各环节,确保校园建设充分服务于学科建设发展需求,为高校校园规划建设技术导则编制和实施提供借鉴.     

影响航空飞行的大雾天气研究进展评述

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气象因素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大雾天气是威胁航行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大雾天气造成中低空能见度明显下降,对航空飞行特别是飞机起飞、降落阶段危害最为严重,由此引起飞行事故和航班延误、返航备降等问题。因此,对于雾的研究及其对飞行安全影响的机理等方面,是国内外航空飞行及相关领域关注的主要内容,相关成果丰富。针对这一问题,研阅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文献,概述了雾的气候特征和主要分类,分析了目前雾的主要监测手段和预报预警方法等现状,并阐述了雾对飞行的影响。旨在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梳理、总结和凝练,为后续更深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以期能更精准监测雾、更精确预报雾,提高空域的使用率和飞行效率,减轻雾对航空飞行的影响。     

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要按照“企业主体、点链协同、长短结合、分类施策、内外联动”的思路,统筹谋划三次产业链条协同高效运转,扎实推进固链、补链、优链、强链工作,加大产业链核心环节扶持力度,努力锻造长板和优势环节,加快培育产业生态主导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促进中央和地方之间统筹协作,优化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深化产业链国际合作,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显著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国际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利率市场化及其传导效率的时变效应——基于DSGE和SV-TVP-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我国政策利率传导的基准效应,然后构建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传导的时变效应并根据基准效应计算了传导效率。DSGE理论模拟结果显示,在理想的情况下政策利率可以传导至产出、价格、消费、投资等变量以及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同时理想的政策利率传导没有时滞效应。从持续期来看,政策利率冲击对产出、价格、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等变量的调控效果在中长期趋于收敛,但对工资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变量均产生了良好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对通货膨胀率、消费和投资的调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综合两个模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的传导效率不断提升,1996-2019年对四个变量的传导效率分别由43%、27%、18%、52%上升至86%、36%、54%、95%。文章推断,所有制差异和利率双轨制可能是现阶段制约传导效率提升的两大问题,应以破解利率双轨制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抓手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利率的联动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弱化信贷方面隐性担保的体制优势,使得所有市场主体真正对利率变动敏感,政策调控可以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综合理论模拟和实证研究为利率传导效率和利率市场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输变电重大工程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目前,对于输变电重大工程的社会效益评价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当前研究多集中于评价方法的探讨和分析,对于评价体系构建的研究还较缺乏。为完善输变电重大工程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结合国内外机构和其他行业经验,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发展维度,利用模糊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社会效益评价通用指标进行归类、筛选等处理,形成通用指标集;结合输变电工程特性,采用神经网络模型,提取输变电工程特性指标集;在此基础上构建输变电重大工程社会效益评价体系。     

基于CAS理论的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互动研究——以广西河池为例

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AS理论），尝试构建“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协调互动发展框架，并以广西河池为研究对象，探究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的历程、成效、问题及提升策略。研究认为，旅游产业方面应不断完善产业结构，拓展产业功能，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生态环境方面要拓展治理维度，提高治理效率，持续巩固旅游产业的基础。并在互动过程中应注意多方力量的介入和协调，积极引导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发展。     

面向智慧社会的“新基建”及其政策取向

近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新型基础设施具有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新兴领域为主体、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虚拟产品为主要形态、以平台为主要载体等特点,可以划分为数字创新基础设施、数字的基础设施化、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等类型。社会的技术经济形态需要与基础设施相适应,智慧社会需要新型基础设施作支撑,新型基础设施通过支撑创新的智能化、创造新能力发展所需市场、助力新动能的孕育壮大、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赋能政府治理能力等机制助力智慧社会发展。推进“新基建”需要依据新型基础设施不确定性高、价值折旧快、竞争性强的特点,处理好长期与短期、政府与企业、规制与竞争等方面的关系,坚持如下政策取向:面向未来,政府引导;适度超前,小步快走;放松准入,多元参与;合理分工,企业先行;需求引导,竞争推动。     

对生态型城镇的再认识及其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21世纪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但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诸多生态问题,没能实现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建设生态型城镇。生态型城镇的建设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科学规划为指导,以生态理念为宗旨,最终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文章从城镇化、生态型城镇、城镇生态评价指标三个方面详细阐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生态型城镇的建设目标,进一步界定生态型城镇的内涵和建设目标,并结合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生态型城镇评价指标体系。     

县域经济有关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经济区域为地理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赋税经济、民生经济、区域经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县域经济具有区域性、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复合性、层次性、开放性、行政性、历史性、易变性     

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的形成与构成

城市财政的形成是近代城市史、财政史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透过清末民初上海县城的案例,试图解释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并分析其收支结构。研究发现,上海县城城市财政形成的动力机制在于:首先,清末上海县城在商业活跃、人口激增的情况下,城市人居环境日益恶化,传统县城基础设施亟待改善,而城市管理制度与经费相对缺失,促使制度需求的出现。其次,地方的公益善举传统与精英势力崛起并广泛参与地方事务,以及官办市政雏形的出现等因素构成了上海县城自身的优势。此外,新政改革为城市财政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清末民初上海县城城市财政由市政机构作为征税主体,财政.收入主要有城市捐税与规费收入、公产收入、债务收入等,支出则由公共事务性支出、行政性支出、债务支出等几方面构成。积极有效的财政运作是上海县城自治市政成功的基础,也为重新审视与评价近代地方财政制度变革提供了新的角度。     

城市滨水区规划与设计的理论架构初探

城市滨水区的规划与设计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热点。本文从滨水区规划兴起的背景、概念界定入手,分析规划与设计的目标、原则及内容,以构建滨水区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体系。目前滨水区规划与设计的理论体系已发展到一定程度,其规划与设计注重空间功能的多样化、目标的综合化、自然的回归、滨水活动的倡导性以及空间的秩序感,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共存的、体现社会公平的、持续发展的亲水空间。但是其规划与设计还存在水体安全问题,以及文脉的传承与延续的问题。     

生产力增长、智慧生产力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章认为,生产力是一个涵盖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及交通、能源、管理、信息、科学技术等多种因素在内的而且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发展、个人生产力和智慧生产力在其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突出的庞大的集合体和有机的超大的系统。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条件。科技进步为人的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了条件,人必须充分发展以适应新科技革命。文章指出,就现代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言,全面充分发展个人生产力即智慧生产力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途径。     

基于五权分享的科研成果转化创新模式研究

在科研成果转化的三权改革模式中，科研人员没有处置权，科研成果处置权归科研单位所有，科研人员与转化中介被动接受科研单位主持的收益分配比例，没有平等参与分配方案制定的权利，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创造、处置、转化的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所有权也没有期限界定，导致科研单位处置积极性不足。本研究以产权明晰为分析框架，明晰科研成果的权益及科研成果处置权归属问题，提出五权分享模式和所有权动态归属制度，打破科研单位一方掌握科研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权，科研成果创造者权益受到不公待遇的格局，由科研人员与科研单位平等协商收益权分享比例，解决三权改革模式中得到改进而未完全得到解决的处置权、收益分配权进一步下移的问题。在三权改革基础上提出了转化权，强调转化权是整个五权分享结构的核心与关键，科研成果转化的核心是转化环节，对转化环节的开放，不能仅限于科研单位与科研人员，需要引入转化中介的积极参与，将转化中介、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共同作为转化权的拥有者。同时，在五权分享与平等协商收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大包干的分配制度，建立科技人员、科研单位与社会主体三方参与的所有权动态归属机制，形成三方主体分步骤介入科技成果处置与转化的竞争格局，有利于激活科技人员、科研机构与社会团体转化科技成果的动能。     

金融科技风险产生缘由、负面效应及其防范体系构建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金融科技应运而生,对传统的金融生态产生了深刻影响。金融科技风险包括金融科技合规风险、金融科技操作风险、金融科技信用风险、金融科技法律风险、金融科技市场风险、金融科技流动性风险、金融科技声誉风险,具有复杂性、内生性、非平衡性、易变性。防范金融科技风险及其给现有风险防范体系带来的冲击,应从金融科技平台建设、合规科技应用、金融安全与反欺诈技术开发着手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从创建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善监管沙箱模式、优化监管科技生态环境着手发展监管科技;从完善金融科技法律、制度、人才、政策服务、监管基本规则、信用体系着手构建金融科技风险全面管理体系。     

资产财富和居民消费——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成为研究热点。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首先从省际视角研究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证实了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分别对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且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住房资产的抑制作用。其次，文章探讨了两种资产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影响，金融资产增加主要促进教育娱乐医疗等改善性消费，住房资产增加则主要抑制基本品消费。最后，文章对不同省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在东部地区影响小于西部地区，且受区域教育、人口和收入结构影响。综上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控制房价过度上涨，改善资本市场在资产分配中的作用，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改善家庭资产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