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

文章建立模型探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由Compertz函数的导函数衍生出的单峰函数模拟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生育率及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过程。将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生育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函数引入经典的索洛模型,得到一个非自治的微分方程。该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文中利用数值仿真展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常值人口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与Logistic人口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及"人口机会窗口"的大小。     

和田地区人口发展现状及特点

本文利用“五普”、“六普”及相关人口统计资料,对和田地区人口发展现状及特点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和田地区人口发展具有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家庭户数有所增加,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人口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逐年增大,总人口性别比进一步优化,人口向成年型转变,人口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口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等特点.研究的结论有助于促进和田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为和田地区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提供借鉴.     

人口扰动下的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

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新增人口背离正常规律的波动,称为人口扰动。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借鉴人口再生产惯性理论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陕西省青年、老年人口规模均呈现出周期波动特征,两组人口波动周期相近,青年人口波动振幅略高于老年;波峰波谷交错出现;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将以100年左右为周期波动。人口扰动引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仅靠社会保障、就业促进制度的完善难以彻底解决,必须依靠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     

当代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困境

本文将人口发展置于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进程中,从人口数量控制、人口健康干预、人口城市化发展以及生育模式变革等四个层面探讨了当代中国人口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旨在为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1949年以来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缓解;男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制度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     

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人口竞争力实证比较研究

人口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本文首次在明确人口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与迁移以及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五大要素着手,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人口竞争力进行了客观评价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人口竞争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相对性特征,同时揭示了其具有差异性和相对性特征的深层次机理.最后提出了促进各区域人口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研究——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为例

利用第三、四和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人口增长和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自1980年代以来,各城市密集区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空间分布变化幅度大,总的趋势是集中化、不均衡化;人口变动状况具有阶段性差异;外来人口的迁移流入是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密集区发展过程中的人口演化趋势以及人口变动规律,其结论是:城市密集区人口变动遵循逻辑斯蒂增长规律、波动推进规律、圈层扩散与等级扩散规律,人口增长将由高速到低速,人口分布将由集中化迈向相对地均衡化.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人口理论评述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在西方经济学中已形成了系统的人口理论,并归纳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文章分析总结了西方总人口理论及人口变动内在因素理论在演变过程中的特点,评价这些人口思想、吸收其合理成份,提出了对我国未来人口经济政策的几点启示。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三年自然灾害”真的饿死3000多万人吗?——对茅于轼先生《饥荒饿死人估算方法》的验证

茅于轼先生《饥荒饿死人估算方法》在样本选择、模型构造与计算分析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即使根据茅先生的分析逻辑,分别利用4类回归算法对人口总量进行估算,茅先生的二次多项式回归方法并非最优。而且,茅先生的人口波动正常年份选择方法不准确。基于凝聚聚类算法识别人口波动正常年份,计算得到正常年份人口计量指标,进而估算"三年自然灾害"饥荒饿死人口数量,结果表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1242.63万人,少出生2193.31万人,导致全国总人口减少3435.94万人。这与茅于轼先生计算得出饿死人数3000多万的结果,相去甚远。上述方法可用于估算突变年份的突变人口,对非正常人口增长与非正常人口损失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新疆区域人口发展状况分析

人口发展状况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新疆人口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本文划分了新疆经济区域,建立了人口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人口负担三方面分析新疆及各区域的人口发展状况。     

建设人口均衡城市视角下的人口规模预测——以成都市为例

建设人口均衡城市,首要在于充分摸清人口底数,准确预测人口增长规模,才能科学制定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文章针对以往单一指标预测人口总量精度不高的问题,利用灰色预测所需信息少和神经网络非线性映射能力强的优点,筛选出与人口总量紧密联系的9个主要因素,力图建立多指标灰色PSO-BP神经网络人口预测模型,并对2015年至2030年成都市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实证分析表明,该模型预测精度高、泛化能力强,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在论文的最后,作者依据模型预测结果,为成都市建设人口均衡城市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中国外贸顺差的人口因素影响——基于动态GMM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Arellano和Bond首创的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流动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差分广义矩法估计所采用的工具变量表现良好,差分方程得到的残差服从AR(1)过程,过度识别条件成立。人口抚育负担的降低、人口的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对贸易顺差有着积极显著的影响。然而,由于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差异,不同时间区段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之间不尽相同。     

新疆未来人口发展预测分析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的过度增长必然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新疆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因而必须正确认识新疆人口现在的发展状况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政策以协调经济发展。     

从人口规模看我国的就业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其就业压力也最大。近年来,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人口规模角度探讨我国的就业问题,分析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这对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生可生 非常生——我国人口生育发展趋势的细分化研究

低生育是后计生时期的标志性特征,在当前,我国人口生育已经进入超低生育水平阶段。与人口控制决策因素相伴随的是人口惯性的产生,因此,反映在人口总量上仍然表现为增长趋势,然而事实上,人口的低生育水平已经远远背离了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值得关注的是,人口低生育的持续发展,又会给经济、社会与人口安全带来严峻的后果,为此,根据人口的不同背景,实行生育决策细分化,其中包含有差别的生育放开决策,就是势在必行之举。为此,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生可生,非常生。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结构框架的生产视角分析

本文从生产的视角勾画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结构框架.通过对生产过程、生产要素的分析,揭示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大系统中分析了人口生产系统、资源环境生产系统和经济生产系统的生产目的及其相互关系;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应该实现对来自人口的人力资源、来自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和来自经济系统的人造资源三种生产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模型与实证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正在日益加深,本文以索洛模型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推导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试图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Sustainabl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under population growth

We establish two investment rules for maximal constant per capita consumption under exogenous population growth, one in terms of total capital stocks and the other in terms of per capita capital stocks. Both rules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population growth. The investment rules are illustrated in the one-sector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DHSS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source depletion, and the Stollery–d’Autume–Schubert model in which natural capital provides amenities. Application to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ctual genuine savings might be insufficient to sustai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when future population growth is combined with a large per capita consumption-wage gap.